我们身处在调查报道的黄金时代吗？

近来，人们热衷于讨论新技术的涌现是否可能让新闻业突破集权政府的管制而朝着更加民主方向前进。10月上旬，Anya Schiffrin编撰的关于世界各地“扒粪”（muckrake，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的一股记者和报刊致力于深入调查报道黑幕的浪潮。其名称源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一次演讲，将记者比作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一个反派人物，他从不仰望天空却只是手拿粪耙埋头打扫地上的秽物。）运动文集的发布会上，我又将这个话题抛向了和我在同一个研讨小组的南非、拉美和中国记者们。

1908年，一群童工在美国印地安那州一家玻璃工厂工作。美国的“扒粪者”在20世纪早期促成了劳工改革

我们身处在一个“揭黑”报道的黄金时代吗？

对此，我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肯定回答，他们的回应更类似于“视情况而定”。但毋庸置疑的是，即便不时处在相当艰难的境地，调查报道能仍够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繁荣。尽管技术进步时常被视作现代“揭黑”记者的一项超级武器，然而推进调查报道发展更主要因素似乎是这门行业的传统。在一些国家，一段骄人的新闻监督史，政治氛围和能够支持报道公信力的行业环境这三个因素在维系调查报道发展方面十分重要。

南非的新闻学教授Anton Harber表示，南非的调查新闻报道发展得非常好，有着一群训练有素的日报和周刊记者，他们的关注目光上至政府高层的腐败问题，下至社会服务的惨淡经营。即便是在数十年前的种族隔离时期，一些规模较小但富有激情的南非报纸为曝光阴暗面提供了平台。也正是在那些年，他们投入了大量精力推出深度报道并构建了自己的品牌。

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指示牌

Harber曾经于上世纪80年代在南非“揭黑”报纸《邮政卫报》任职编辑，当时正值南非反抗种族隔离运动的鼎盛时期。他本人曾被多起起诉，其所在的报纸也曾被当局禁止发行一个月。如今枝繁叶茂的南非调查新闻报道正是成长于这种传统中的土壤。而《邮政卫报》这类报纸也因其有能力做出有分量的揭发性报道而赢得一大批拥趸。

然而非洲的另一些国家则缺少这样的传统。Harber以卢旺达为例解释道：即便卢旺达现在已经政策开放，记者们仍然怯于揭露bian弊案。舆论监督的正当性缺乏历史和实践的支撑，可资借鉴的成功案例实在太少。和南非由公民社会和反对党共同参与曝光行动的情况不同，公众监督的文化在卢旺达仍未形成。

”传统“是我们这次研讨会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会议的讨论正是基于《全球”扒粪“》这本书的主题。该书回顾过去100年世界各地的调查报道的情况，并试图解答类似于究竟怎样的新闻能够改来社会变革的问题。

这当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虽然会议的各个小组在一整天的时间里也梳理出某些共性的东西。揭发性报道通常会对个人而非整个体制产生影响：涉事官员或会因被揭发而下台，但问题的根源并未被触及。类似于禁止童工或奴役劳工这样需时数年乃至数十年的长远改革并不是凭几个记者的力量就能推动，还需要社会人士，政府的改革家以及其他公民的共同参与。

揭发腐败的报道可能会带来某些短期的影响，却极少触发体制变革。绝大多数报道都会提出具体不法行为的证据并点名当事人，但往往是在腐败分子受到惩处后，腐败行为仍会以其它形式出现。

曾经就拉丁美洲调查新闻报道撰文的Silvio Waisbord说揭发性报道就像跳探戈舞。舞蹈中充满着炫目的动作技巧，但舞者只是在绕圈圈，最终还是回到原点。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的一些集权政府倒台，民主得以加强，调查新闻报道在那里掀起一波浪潮。虽然各国情况都有所不同，但是媒体人开展调查的热忱极为高涨。纸媒是”揭黑“报道传统上的平台，同时新媒体则通过尝试新的叙事方法将这项事业向前推进。

来自萨尔瓦多的El Faro，哥伦比亚的La Silla Vacia 和 Verdad Abierta，墨西哥的Animal Politic以及危地马拉的Plaza Publica等人将数据、叙事性和互动性等元素融入创新的深度报道之中。另外一些由NGO和记者运营的网站则采用了众包和跨国合作的形式经营网站，这种方法被乔治华盛顿大学传媒及公共事务学院教授Waisbord称之为“混合” 模式。专门追踪亚马逊热带雨林采伐状况的Infoamazonia网站则是个中典范。

然而在许多地方，报纸仍然是新闻曝光的主要媒介，尤其是那些关于高层腐败的消息。在阿根廷这样一个没有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的国家, La Nacion却成功地用大量文件和数据制作成了一个互动性新闻网站，还调动了许多读者参与其中。La Nacion本人也因该项目声名大噪。

在巴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跟踪该国调查报道状况的Angela Pimenta表示，该国最大的几家报纸都在曝光政客腐败行为的最前沿。他们曝光的内容包括行贿受贿，贪官们奢靡的生活，以及国营石油公司Petrobas向官员们提供回扣，甚至据称曾在执政党竞选过程中提供政治献金。

这些引人遐想的新闻曝光引发了公众的不满。当然时机也很重要。正如Waisbord教授所观察到的，某些揭黑报道发布的政治时机是成熟的。仍以巴西为例，该国各政治派系互相竞争，民众普遍对腐败和他们自己的生活现状有所不满。

最新出台的强有力的信息自由法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也提高了腐败分子从事违法行为的风险。手机等新技术的出现也令有关政治丑闻的新闻以更快的速度传播。

中国与巴西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仍然有一定限制，但是对腐败和环境污染的曝光前所未有。近来加强的限制的确令人担忧，但是致力于突破藩篱的记者和公民们仍然为我们带来了开创性的报道。

中国在20世纪初即形成了报人针砭时弊的传统，而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对媒体减少补贴的做法撒下了当代调查报道的种子。依靠发行和广告生存的新闻机构将新闻曝光作为创收策略的一部分。互联网尤其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现进一步扩充了曝光的平台。但正如BBC记者倪伟峰所言，许多最为尖锐的曝光行为往往来自于《财新》这类市场化媒体，甚至中央电视台也会有进行舆论监督。

财新《新世纪》周刊2011年关于张曙光的封面报道

2011年导致40人死亡的温州动车碰撞事件发生后，财新传媒揭露了在中国建设高铁过程中的惊人腐败。旗下《新世纪》周刊揭露了铁道部中破败的管理体制，将前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做成封面报道，披露月入数千元人民币的他竟然能在美国加州拥有豪宅等事实。张最终被判处死缓。

关于丑闻的报道卖的就是影响力。在许多案例中，官员挥霍无度的生活最终被证明来自于其不法收入—无论是张曙光的美国豪宅还是南非交通部长Dina Pule的高档红底高跟鞋，他们作为官员的失当行为最终被曝光。

这双红底高跟鞋成为这位南非女部长腐败的证据

毫无疑问，中国当局容忍甚至鼓励人民揭发腐败行为。这成为了发泄公众不满的安全气阀，也有利于执政当局清洗害群之马。记者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将官员的不法行为公之于众，并开展持续的调查。

倪伟峰解释称，中国记者将自己视为“啄木鸟”，将这个政权之树的害虫啄出而非将之砍倒。但是当啄木鸟也会有政治风险。

总而言之，无论我们是否身处于一个调查报道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当”看门人“还是”啄木鸟“，即便存在挑战乃至身处最为不利的境况，调查新闻报道目前仍然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Sheila Coronel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务长，并在学院内创办了斯塔比尔调查报道中心。她同时还是菲律宾调查报道中心的创办人之一以及前任执行总监。本文转发自她的个人博客，watchdog watcher。

(译：Benjamin 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