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记者应该对智库心存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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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全球深度报道网获得授权重新刊登并翻译。如欲转载,请与我们联系并取得授权。

每一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年度高校排名”都被美国父母频繁参考,也屡遭媒体嘲笑——“出人意料地”,普林斯顿、哈佛、耶鲁再次当选为“最应该送孩子去的学校”。

如果你不是一个急着送孩子出去读书的家长,而是一个急需政策建议的政府官员呢?该去哪里寻找建议?今年,你可能会参考一个叫做“2014全球智库报告”的东西,这份报告本月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后简称“宾大”)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发布。

该报告被标榜为“世界顶尖智库的最全面排名”,将150所智库按照地区、研究领域等组别进行排名。当然,还有一个“世界最佳智库”的部分,专门加冕智库圈里的普林斯顿和哈佛——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和卡耐基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这项调研的负责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James McGann说,他和同事们联系并邀请了上千名记者、政策制定者,对,还有各所智库,请他们提名候选机构,以此方式获取数据并划定名单范围。在第二轮中,评估者们将候选机构由“最好“到“最差”进行排列。接着,由专家小组根据他们对每个智库资质的理解将这份名单进行复议并修改。然而,不论是这些专家小组成员的具体身份,还是他们的筛选标准,都没有公开。尽管这份报告的撰写者提供了28个标准,并“鼓励“评估者利用这些标准做决定,实际的排名却是主观的。整个决策过程恐怕只有这些“专家”们自己知道了。

不少评论员提出过如何更有效对智库排名的建议。但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更为根本的东西。就好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高校排名常被人诟病用错了衡量标准——他们用大学新生的SAT成绩和人为降低的接受率来得出高校排名,而非教育质量。同样地,宾大的报告也没有提到一个智库应有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研究的正直程度。

去年九月,《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颇为详尽的研究调查暗示,华盛顿的某些著名智库接受一些渴望在美国资本中获取利益的外国政府的资助。这种利害关系并不新鲜。1999年,David Callahan曾在《华盛顿月刊》(the Washington Monthly)发文,强烈谴责一些“右翼”智库给私人企业当托儿,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卡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等顶尖智库。另一篇发表于2013年9月的文章也被广泛关注,《大西洋月刊》的记者Molly Ball记录了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如何从一个保守主义智慧的堡垒转变为共和党最保守派系的政策臂膀。(在宾大这份报告的“美国智库排名”中,卡托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分别排名第八和第九,美国企业研究所排名第十二。)

Thomas Medvetz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最近刚出版一本关于美国私人政策研究史的书。他认为,人们需要用更多怀疑来对待“智库”这一概念。Medvetz认为,类似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机构有意将自己定位在一个含糊不清的位置——学术、商业、媒介、倡议机构的交叉点。并且,如果没有任何有力的挑战,他们只会继续从这种共生关系中获利——政治家和记者们都迫不及待地要消费他们的成果。尽管布鲁金斯学会使用了代表教育机构的网络域名“.edu”,但它显然不是一所大学,也不是象牙塔。

Medvetz认为,宾大的这份报告“将我们最应该问的问题视为理所当然:怎样才能被认可为专家?”《纽约时报》的调查报道中批评的那些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大西洋委员会(the Atlantic Council),全球发展中心(the 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在这份报告的“美国顶尖智库“一栏中分别排名第一,第十六,和第二十七。(为了充分公开信息:尽管本人受聘于《外交政策》,本人服务的”民主实验室”(Democracy Lab)是《外交政策》和列格坦研究所(the Legatum Institute)的合作项目。该研究所也是一所智库,总部位于伦敦,但它没有被列入这份报告。)


报告的主要作者McGann坚持认为他没有“回避问题”。他说《纽约时报》的调查报道是有失公正且具煽动性的“欲加之罪”。他认为该报道“没有一点证据”能表示被质疑的智库由于对外国资金的依赖而在操守上妥协。他强调,他的报告多次参考“研究质量”,也将“独立性”列为供评审人考虑的28条标准之一。他不接受这些关于智库未能公开资金来源的批评,认为这种指责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是,他也承诺,未来这份报告将会更加全面的衡量智库的正直程度。

Medvetz也同意,智库的资金来源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私人和政治因素等其它利害关系也可能影响智库的正直程度。但他高度认可《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称其为“卓越的调查报道”,认为文中的结论“几乎毫无争议”。智库行业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转变,通过“自愿透明”的行业规范,推动智库们更加坦率的面对他们的关系网。一些公民社会组织正在努力,比如美国的“透明化”(Transparify)给智库的财政透明度打分,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然而,在Medvetz看来,现有的智库体系已经根深蒂固,所以他很怀疑改变的可能性。在金钱和权利的诱惑面前,智库和其他任何机构一样,值得我们保持怀疑。他们也和其他组织一样,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已经开拓出来的地盘。

最起码,记者们可以做好自己的本分,对他们声称的“公正性”保持怀疑,并且提供有关利益冲突可能性的信息。而那些致力于研究这些私有研究机构的人,则应采取更多措施正面解决这些问题。作为“首屈一指的世界智库评估者及数据库“,宾大的“全球智库报告”并没有做什么打破现状的努力。除非这种固定范式有所改变,否则,请允许我第一个恭喜布鲁金斯学会下一年毫无悬念的胜利吧。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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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ya Lozovsky“民主实验室”(Democracy Lab)的助理编辑。在加入《外交政策》之前,他曾任“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欧亚区项目主任,为欧亚大陆上的人权活动者和机构提供紧急援助。Lozovsky能讲流利的俄语和德语。他在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学习政治发展并获得硕士学位。

翻译:李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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