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跃刚｜灾难报道：突破禁忌，报道真相

本文为“壹起社会研究中心”主办、“壹基金”作为公益支持的“2015第四届全国公益•媒体年度交流会”上的嘉宾发言稿，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获得授权转载。

卢跃刚 ｜作家、知名媒体人

什么样的灾害信息有人关心？我们为什么会关注灾害信息，它触动了我们心灵当中的哪些部分？对于这个问题，新闻界的回答很简单，首先它是不是新闻。

新闻现在发生了变化，自媒体的出现使之发生了变化，即被分类、被结构化、被多元化。单一视角、新闻媒体精英主导新闻的时代结束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工具，利用什么样的分类来传播新闻。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主题，不展开说。

对NGO而言，要知道媒体想什么，结构性的、分类性新闻指的是什么？新闻在社会常理或制度限制里是逆反的，只要是逆反的就可能是大新闻。这方面需要NGO人士跟媒体人多沟通，好新闻、大新闻是在沟通里发现的。

我明天要讲到NGO的公共性问题。根据我的观察，壹基金这样的NGO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在我看来，对中国社会的建构无论是微观，还是中观都有重大意义。毕竟我参与了雅安地震灾后重建的全过程，之前也参与执行了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一些NGO项目，抵近持续观察到了一些现象。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讨论的大命题：新闻记者秉持什么样的职业标准，按照什么样的行为准则行动。

在中国语境下行动，有普适的意思，也有中国语境下的意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参与了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总编室夜班一版编辑）、1991年华东水灾、1998年大兴安岭火灾、1998年长江流域水灾、2003年淮河水灾、2003年SARS、2008汶川大地震、2013年雅安芦山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报道。

在中国讨论灾难报道的伦理问题，最大的困境是能不能报道。每个记者到现场去，第一是看，第二是进现场。看到什么？报道什么？就是实物实景。就其性质而言,记者在判断新闻的时候，进入灾难的时候秉持什么标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这个题目是从两个层次来讲的。第一个层次，在中国语境下实现八个字——“突破禁忌，报道真相”。这是灾难报道伦理的第一原则。因为没有真相，其他什么都免谈。连及时传播灾难信息并进行有效的救助都没有，不要说认识灾难原因，更不要说一整套的社会救助、减灾防灾机制的建立了。

壹基金李健强刚才讲了海原地震和关东地震引起社会反思之别。日本是现代国家，有着高度发达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人类危害有着快速反应，东亚国家减防灾这套意识是从日本开始的，这说明了社会发育或现代文明发育的程度。

我明天会讲到从大地震也好、水灾也好、火灾也好，所有社会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社会是如何反应的，反应到什么程度，效果怎样。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伦理悖论。我们说的伦理悖论是指什么？我们经常讨论从越南的佛教徒自焚抗议到埃塞俄比亚大饥荒那幅“秃鹫与濒死儿童”的照片，此时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有双重角色，作为人的角色和作为记者角色，这就出现了伦理冲突，我把它叫做“职业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冲突，相当于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冲突，即作为一个记者的存在，同时也作为人的存在，专业选择和人性选择之间的悖论。

后边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适问题。我们现在报道的里边有，我本人也遇到过，但是相对于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它分量稍轻，或者我们遇到的类似冲突没有那么多，因为那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个体人文价值高度自觉，对人的生命高度尊重、珍视的一个社会整体的反应。

而我们现在处于转型社会，一个比较幼稚的社会，有类似悖论，但是没那么突出。我们突出的问题是能不能报道，报什么，遇到问题怎么办，怎么规避政治风险，打擦边球。

比如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我作为中国青年报总编室夜班一版编辑，一个月看不见前方火灾现场的稿子，大火烧得全世界都知道，主流媒体看不见，烧了一个月以后才有报道。我们刊发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三篇特稿轰动全国，虽然报道全面突破了禁令，但是总结起来，也是后补的、总结性的、观念性的，而且是观念先行的报道模式。

最后从法律上而言，当时被批评官僚主义的林业局长案子都翻了。报道是有问题的，政治正确，政治性远远大于法治观念和现场真实，以社会的流行观念比如“改革”、“反官僚主义”去套报道灾难原因，弥补缺乏现场报道、信息不充分的缺陷。

图：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火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森林火灾，又称为“无声的战斗”。

1991年华东水灾，我当时被报社委派中观协调报道，飞到长江和淮河流域。一下飞机就开始报道，但是也非常有限。很多重大的新闻，不准报道。刚下飞机就接到了中宣部的“八不准”——不准报道灾情，不准报道疫情，不准报道为什么……那去报道什么？

当时的中宣部某副部长是老左派，他在通气会上讲，记者没事生事，为什么要去拍淹没的民房，为什么要拍凄惨的画面。我一听到传达，就在电话里大骂，国内部负责水灾报道的副主任杨浪很有意思，害怕我骂人的内容外泄，做了一个决定，把我们之间的讨论内容从值班记录本删除。我们在电话里讨论的，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内容——新闻专业主义伦理问题。

图：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

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大洪水，上面规定了一些专有名词，比如说“管涌”，出现管涌，报道时，只能说“出现险情”。“管涌”，就是洪水从大堤底部涌出的险情。管涌大，叫“重大险情”。故意模糊灾情，限制报道的准确性，误导公众的准确反馈。

还有，不准报道大堤决口，特别是长江大堤决口不准报道。当时《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吹嘘九江市防洪做得好，说“九江固若金汤”，挺长的一篇马屁报道。这篇报道发表没几天，长江九江段大堤决口。

这是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时最重大的新闻。中青报发表九江决口新闻是摄影记者贺延光写的。天大的新闻，当天央视不报，江西、九江所有的新闻媒体不报！伤天害理。中青报见报第二天央视才报，第三天江西、九江的新闻媒体才跟着报，九江城洪水滔天已经三天了。

突破禁令，九江长江大堤决口是一个标志，中青报第一时间现场报道是一个标志。所以当时有一句流传甚广话：大洪水冲破了九江长江大堤，中青报突破了水灾禁令“大堤”。虽然前期我们已经发了一个星期的水灾独家报道了。

报与不报，在禁令面前，对于记者，对于报社，是非常重大的考验。为了九江长江决堤报道，中青报负责报道的副总编在中宣部写了三次检讨过不了关。当然，一个月后形势突变，贺延光的报道获得了“九八大洪水”报道的特等奖。

图：2003年SARS事件

2003年SARS事件，最早先是南都开始报道，瘟疫接着往北走，北京已经泛滥成灾了谁都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的老婆是北京一个区防疫站的，说她供职的防疫站接到的被确认的SARS病人已有十多个，而媒体里面没有一个字。

为什么说胡舒立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记者、编辑，在历史转折这一刻，她做出了决定，她领导的媒体《财经》首先刊登SARS的消息，突破了禁令，维护中国新闻界应该有的专业主义伦理和职业尊严。《财经》报道后，紧接着美国《时代》周刊，再往下就是《三联生活周刊》，全面、充分地报道了SARS。

禁言、突破、挨批、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被肯定，一篇好的灾难报道，都会经历这样的轮回，这个过程对于一个成熟媒体或者负责任的媒体而言，作为成熟的记者或者有抱负有追求的记者而言，我认为就是不断坚守新闻专业主义伦理的过程。

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无论我们有失误还是成功，我们是有案可循的。SARS是1949年以来中国遭遇的最大的一场瘟疫。作为世界的一种新的病毒，我们专业知识不具备。

我花了大工夫，在家读了一个多星期的世界流行病史，读完一下就明白了。第一是找到病原体，第二是病源隔离，第三是了解已有治疗手段是否有效及是否发现了新的有效治疗方法。结论是：人为制造的恐怖，包括向公众封锁信息，远超过了瘟疫本身对人类的威胁。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制定科学的报道策划，配置报道资源。

（二）灾难报道：专业伦理优先

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拆解社会、破坏社会，使得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不像专业人士，专业没有标准，不以维护这个专业的伦理成为有所作为的恪守准则，这是我们社会的病根所在。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演讲，标题是《没有分工就没有正义》，就是讲分工理论支持的专业主义伦理问题。正义跟专业分工挂钩具有最原初的意义，是柏拉图建构的。柏拉图是正确的。

中国社会最大的弊端是拆解社会，破坏社会分工，使得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不像专业人士，专业没有标准，没有专业伦理来约束人的行为。

比如SARS，首先是专业问题，即流行病学的问题，传染病学的问题，其次才能是其他的问题。防范它，认识它，人类没有经验。这是一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战争。

观察广东的措施，北京的措施，4月20日开始公开报道，我认为一个月的时间，即5月20日以后疫情将会得到控制，患者曲线会持平，然后逐渐下滑。我这个判断说出来，很多人包括我的同事取笑我，因为那时正是恐慌高峰，北京空城，全国围追堵截北京人。

我判断的依据很简单：1、病原体已经发现并被命名；2、北京小汤山隔离医院建立，已经实现物理隔离；3、钟南山在广州中西医结合，已经有临床治愈案例，北京的相关医院也有临床治愈案例；4、持续上升的患者曲线，是因为前期患者没有得到有效统计，或一些病人没有得到确证所致，当然也有新增患者。

人类历史上有一套预防社会瘟疫的方法。我们批评政府的时候，不对的是什么，对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专业问题。专业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闻专业，一是流行病和瘟疫的专业知识。

从正义的角度，灾难报道的第一条原则，必须是也只能是“揭示真相”。怎么报，是另外一个问题，再讨论。

第二个问题，灾难报道现场，社会伦理与新闻职业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的观点：职业伦理优先。

我的理由很简单，一家媒体派出自己最优秀的记者，赴灾难前线采访、报道，媒体在这个时候为你最大程度地配置了资源，对于媒体而言，它只有一个要求，写出一流的报道。因为广大的读者、观众期待着一流的报道。

这是个多维度的问题，实现职业伦理的过程，是一个结构（各种资源的配置）、一个流程（新闻生产的每个环节），不是单纯的记者个人表现。这跟社会有关，跟媒体有多重功能多重属性有关。媒体，既有社会公众性，也有企业私利性。

我们看到很多案例很悲惨，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的案例，拍《苏丹的饥饿》的那个记者后来自杀了。我分析这个案例，有“道德自责”的情景。

图：曾获得过普利策奖的摄影作品《苏丹的饥饿》

自然灾难的报道，也会给报道者带来严重的心理问题。汶川地震后，南方都市报2008年在人大做过一次灾害报道的论坛，我有一个发言，主要内容是呼吁建构“灾害心理学”，包括回答2008年很多记者看到灾难现场以后的悲痛欲绝，被摧毁了作为这个职业的合理性或者作为人的合理性，即所谓“灾害心理创伤”，包括灾民的生活。但是，我的呼吁，心理学界的回应是非常微弱的。

灾害心理在我看来是一个理论，并不仅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不是实务，是理论。研究不同族群，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在自然灾害面前的社会心理反应机制。包括新闻记者，我读了很多案例，在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之后，有记者看到现场后心理崩溃，心理学家也有跟记者谈，也有记者因此辞职。

对于第二个问题，今天尚未定论。不过，在我这里：职业伦理优先。

会场嘉宾讨论摘取：

破坏社会与拆解专业带来的后果——

龙科（原《中国财富》主编）：

非常感谢卢跃刚先生的演讲，我是第一次听卢先生演讲，以他业界的经历，始终秉持他个人作为人的专业体验过程。我个人觉得非常受益，接下来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跟卢老师对话，把你们的问题抛出来。这个主题非常有开放性，而且可以跟我们每个人联系起来，我们谈到伦理的时候它不仅跟人有关，而且跟我们从事的工作有关，是带着某种信仰、文化和体验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有想表达的。

王天定（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卢老师刚才讲的中国社会的病根问题，我也有一个观察，咱们中国现在没有哪一个职业能够真正让人尊敬，可能很多职业让人很羡慕，但是发自内心让人尊敬的专业没有，为什么中国社会会这样？

卢跃刚（作家、知名媒体人）:

这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因为它确实涉及制度结构和统治方式。我们在现实中能够看见，就是当教授不把好教授作为标准，当医生不把好医生作为标准，当记者不把当好记者作为终身追求目标，当法官不可受法律而是听命于权力……法官涉及正义，教育涉及人心，新闻报道涉及历史，医生涉及人的生命，都是社会最重要的部分出问题。后来，我们发现，让社会碎片化是一种控制方法，从社会转型看，从历史角度来看，他们肯定认为这是有效的，我刚才讲了破坏社会和拆解专业带来的后果很严重，即社会的溃败。现代社会有一个基本特点，它是由一整套的政治、经济、文化建构起来的，无论从社会治理结构理论，还是社会分工体系，都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根本不用讨论，是不是好记者一眼便知，是不是好医生一眼便知。可是好教授呆不住，好医生呆不住。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