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数字时代: 数字化是优质新闻的试金石

编者按：

全球深度报道网（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此次将三部分系列报告 Digital Journalism: Making News, Breaking News 中的第二部分分享给大家，此报告由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的独立新闻和信息项目共同起草发布，浓缩了Mapping Digital Media (“数字媒体图谱”研究项目，后称MDM) 的研究成果。MDM是当今全球覆盖面最广、由非政府组织研究得出的媒体生态研究计划，涵盖了从2011年以来发布的关于50多个国家的报告。该报告关于数字化对媒体自由的影响和通向新闻精品之路的内容都值得一读。接下来的这篇文章节选自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陈婉莹教授的《新闻与数字时代：更广的覆盖面，不够严谨的报道》（Journalism and Digital Times: Between Wider Reach and Sloppy Reporting）。

数字化是近年来新闻业产生变革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它影响到新闻价值、职业伦理、工作流程、工作条件、新闻编辑室管理等方方面面。Mapping Digital Media(“数字媒体图谱”研究项目，后称MDM)的研究表明，数字媒体不但改变了发达国家的新闻实践，更深刻改变了新兴市场中记者们的工作方式。数字媒体给新闻带来机会，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数字化为新闻的采集与传播提供了便利，但并不一定带来更好的新闻报道。抄袭、缺少求证，和其他不合乎职业道德的新闻实践在许多国家开始飞速增长。

具体而言，就调查报道来说，数字化为职业记者和有抱负的公民记者创造了新的发布平台与传播渠道，但大部分国家的调查报道似乎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多的社会影响力。有些国家的MDM报告甚至显示，数字化已经给调查新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尽管数字化为公民记者和独立媒体提供了自发进行研究、调查，而后发表和传播其报道的机会，但在许多国家，这类公民记者所创作的原创内容是否可靠仍值得怀疑。

数字媒体的出现让弱势群体也能在公众舞台上发声，但它并未改变传统媒体面对敏感议题时受限制、有偏颇、爱煽情的报道方式。

如今，几乎所有大选的候选人都会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与选民进行交流，却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因数字化而催生出新的政治参与者。然而，数字媒体已极大地增加了政治讨论的体量，勾起普罗大众的政治兴趣。

优质新闻的机遇与风险

金融时报新闻编辑室（来源：Creative Commons photo c/o Adam Tinworth）

数字化给记者带来的新机遇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更快的新闻传输，更通畅的信息来源，更多的受众互动。MDM研究的56个国家中有接近2/3表示，数字化加快了新闻生产和发布的周期时间，在亚洲和美洲的一些国家这种趋势尤其明显。研究也表明，在大约一半的国家中，尤其是类似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中，数字媒体给记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源和资讯。而在几乎所有国家中，数字媒体都提升了编辑团队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让记者更容易了解到受众的阅读习惯和兴趣。

譬如，在德国，数字技术不但让记者有可能找到更多信源，也让他们深入挖掘故事细节，从而提高文本质量。与此同时，在加拿大，数字化促成的大型数据库和档案库让记者们检索背景信息的速度比以前快得多。与读者和观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也成为数字化带给记者的最大益处之一：

新闻编辑室及现场报道中的数字化使记者们得以充分利用数字媒体工具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搜索引擎和智能手机提升了他们的信息检索能力，个人博客和社交网站让他们找到信源，与新老受众建立联系，并由他们决定应该发表怎样的报道——这些改变让身处工作压力中的记者们得以拓宽信源库，完善他们的采访提问。（更多信息，参阅MDM报告“加拿大篇”）

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新加坡：“互联网已经成为新闻故事的重要来源，以及传播新闻和接收读者及时反馈的关键平台。”

然而，由于新闻周期缩短，数字化也给新闻标准带来了挑战和风险，互联网也让剽窃变得越发方便。在超过一半的国家中，记者在核查事实和信息来源上花的功夫变少。新闻报道中普遍使用传闻和已发表的材料的做法已经成为数字化带给新闻业的“最普遍的威胁”。

在美国、英国、芬兰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南非、巴西、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新闻媒体中的原创内容越来越少，复制粘贴式的新闻越来越多。抄袭泛滥，侵犯版权，引用时不注明来源……类似做法也在同等数量的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的报告中被指出。从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到非洲的埃及、肯尼亚和南非，再到亚洲的中国、日本、印度以及印尼，这类做法在多个国家中普遍存在。

时间压力和新闻的快节奏也让记者们更容易出错。在巴西，“新闻的质量因为采编流程重速度轻准度而受损。追求消息的尽快发布则导致校订上的不足和事实核查上的不一致，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喜欢依照着像公关稿这样的公开稿件照搬内容，而非严谨地找到信源、核实信息。”

在马来西亚，报社的编辑们说，利用复制-粘贴功能在网上抄袭非常容易。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的总编Yong Soo Heong表示：“以前，一些编辑会说‘不要读马新社的收报机消息’，首先得想想原创的故事。但现在我们也不能那样做了，因为所有人都可以上网阅读资料和搜索维基百科或者谷歌。”

Creative Commons photo c/o Chris Potter, StockMonkeys.com

数字化也在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方面构成威胁。在大约五分之一的国家中，数字化让信息盗取和非法的通话拦截变得更轻而易举。遇到这些情况的主要是欧亚国家，如俄罗斯、中国、印度等；也有一些对外联系比较紧密的非洲国家，如肯尼亚和摩洛哥。在美国，潜在的信息泄露对新闻报道构成的威胁比剽窃更严重。美国报告援引“维基解密”(WikiLeaks)公开的美国国务院电报，指出，“很显然，机构信息即使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也很有可能变得公开透明，这也使得美国新闻从业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处理包含大量数据的信源。”

数字化也让记者的工作条件普遍恶化。随着新闻生产节奏变快，信息容量越来越大，记者越来越需要延长工作时间，并掌握各种不同的数字技能。数字时代的记者们不但要写文章，还要拍摄和剪辑图片及视频，并管理社交媒体，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在财政资源紧缩、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记者的工作条件不断恶化——他们需要加班并承担新的角色，以适应数字新闻传播的要求。

或许，数字化在新闻业中所扮演的最大角色在于新闻采集和传播，而非关于新闻质量。在法国：

网络新闻的增加并没有让有价值的信息量扩大多少，因为大部分内容仍然基于数字化前一样的消息来源：新闻机构，记者会，或者内部信源。发生改变的是新闻的传播体系（多媒体系统）－类似的内容如今通常会放在各大网站上，在博客上进行讨论，在推特和脸书上做推广。（更多信息，参阅MDM报告“法国篇”）

数字化已经成为好新闻与平庸新闻的分水岭。记者Bernard Poulet说，“数字化之于新闻好比全球化之于中产阶级”，将数字化给记者带来的影响与“中产阶级之死”进行比较。Poulet先生预计，新闻从业者将被划分为两大群体：大部分是低薪“蓝领”记者，执行着常规任务，保持流水线的运转；少数记者则会因其出色的专业知识和独特的个人风格而高人一等，他们的名字甚至可能形成品牌效应。

数字新闻尤其在那些新闻审查严格的国家中还有可能引发媒体结构变化。在中国，很多媒体在过去几年间已经从执政党宣传工具转变成半自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在这种变化下，执政党的路线被削弱，市场的影响有所增强；严肃报道减少，而人物故事、娱乐新闻、八卦消息则急剧增加。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的新闻需求、媒体的新闻供给和记者的角色定位。

舆论监督

肯尼亚的一位女士在使用Kiwanja手机（来源：Creative Commons photo c/o Ken Banks）

数字媒体带来的新的发表平台和发行渠道为调查记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超过60%的国家中调查新闻博客、独立网站、邮件群组等新的发布平台出现了激增。这些鼓舞人心的趋势既出现在中国、印度、肯尼亚、埃及、摩洛哥、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也出现在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然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国家显示，数字媒体帮助它们扩大了调查报道的社会影响力。例如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泰国这类亚洲国家，数字化对调查报道的生产和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帮助他们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在部分欧洲国家如俄罗斯和德国，调查报道在数字时代的影响力由于多种数字平台也有所增长。与之相反，在几个拉美和西欧国家，调查报道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影响力却十分有限。这些国家包括荷兰和西班牙，墨西哥、秘鲁以及阿根廷。

在印度，有数家例如Indiareport.com、Youthcurry.blogspot.com和Churumuri.wordpress.com等发表调查报道的数字媒体平台。这些平台上发表的调查报道，其影响力通过电视频道和社交网络进一步放大，并最终使得一些高级官员、高调的政治家和企业高管请辞或者被逮捕。

在巴基斯坦，媒体机构的迅猛发展帮助调查报道增加了其读者群和传播范围。并且，由于实现了跨媒体所有权，媒体集团因而能在不同平台上推广他们的调查作品。与此同时，对于因政府、广告商和政党的压力而无法在主流媒体发表或播出的内容，互联网已成为主要的替代发表平台。媒体集团更是广泛利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推广它们的新闻内容，进一步扩大了这些调查报道的传播范围。其他网上平台如YouTube等则给了新闻内容更长的保存期限。尽管泄密、检举揭发以及真正的调查报道之间界线并不清晰，但真正的调查新闻在巴基斯坦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通过互联网发布的聚焦暴力事件或纪录权力滥用的匿名内容已经引发司法调查和检控。比如，马拉拉的博客让全世界都关注到不断交战对女童教育构成的威胁。马拉拉幸免于难的那场塔利班武装袭击遭到举国上下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并引发了一个代表女童教育的全球性的激进运动。（更多信息，参阅MDM报告“巴基斯坦篇”）

在约旦，“调查记者们的视频证据引发了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强烈反响”。阿拉伯调查新闻记者协会（ARIJ）的一篇调查被当地的新闻网站采用，继而在推特上被不断转发，同时也发布在脸书上，引发潮水般的激烈评论并形成一场公众论战，并最终启发竞争对手做他们自己的调查。譬如，有关私立残疾人中心虐待行为的调查报道引发公众的愤怒，最终促使约旦国王亲自视察这些中心并要求处罚相关负责人。

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日本，该国报告中指出，“互联网是调查记者们有用的信息来源和学习工具”。同样，在调查报道历来少见的亚美尼亚，数字化让调查报道的读者翻倍。在阿根廷，移动电话在传播调查报道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手机、相机和互联网等数字化的产物节省了记者质询的成本。” 巴西的报告也指出数字化给调查新闻带来的积极影响：“数字化改善了调查报道的传播效果。”

即使在新闻媒体和记者受政府严控的中国，调查报道也在互联网时代中焕发新生：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打破审查制度和创造报道空间的先锋，它们所创造的空间使得传统媒体得以报道一些几年前还不能报道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们让调查报道成为一个过程，而非结果。类似推特的微博和传统博客一道为记者们带来更多可能性，他们不但可能发布已有的调查结果，还将调查转化为一场公众对话，并从中寻求建议。（更多信息，参阅MDM报告“中国篇”）

在中国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即微博和它对新闻的巨大影响：“它打破了新闻机构和调查报道记者之间的界限，而即使他们互为竞争对手，也往往会在微博上形成一个临时的信息收集社区，以满足各自的需求……调查记者的‘独行侠’形象已经不再贴切了。”

大数据和数据新闻是提升政府透明度和责任感的另一方式，而数字化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在几乎所有MDM国家中，互联网让记者们如今更容易获取和比较数据。越来越多的数字平台推动了数据新闻的发展。MDM项目访谈过的记者们频繁提到，数字化是他们创建和使用数据库背后的动力。数据新闻已经在西欧和北美飞速发展，东欧也正紧随其后奋起直追。

对调查新闻而言，数字化目前为止带来的最大最明显的好处无疑是它带来了更多的信源、资讯和数据。MDM项目中大约80%的国家都反映了这一情况。

与此同时，数字媒体却也给调查新闻带来新的挑战。最常见的问题包括：网站遭黑客闯入；记者及其线人被跟踪、监控和威胁；迫害；信息盗取；接触线人遭遇困难；政府对信息的拦截等。

除此以外，快速流动的大量新闻也给调查报道带来不利影响。在日本、俄罗斯、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印度等不同类型的国家里，形式多样的数字媒体、新闻机构的增多、激烈的竞争以及记者发表独家新闻的压力导致错误的、含有误导和曲解的信息在新闻中出现。即使是调查报道中也存在未经核实或者有所偏颇的信息。在马来西亚，记者太过依赖维基百科这类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并导致误报。在摩尔多瓦，新闻报道中也出现更多被曲解的、有误导性的数据。

而在加拿大，尽管数字化促进或阻碍调查新闻的方式尚不明朗，但数字媒体工具正带来信源联系记者或是记者发现信源的新机遇。海量信息的数字化尤其提升了记者们获取政府文件的机会。然而，数字化也增加了新闻发布即时性的需求，它要求新闻人必须时刻身处现场。调查新闻在此背景下因新闻内容质量受损面临困境。在印度，时间压力对记者产出的负面影响也凸显出来：

数字化和媒体竞争共同促成的忙碌节奏导致新闻易于产生错误甚至大失误。此外，全日无休的时间安排让记者和编辑没有足够时间去追求严肃、时间跨度长、有深度的调查。除了部分纸媒，主流的电视频道和网站之外也已无法严肃地追求调查报道。尽管获取信息变得更容易，但鲜有记者受过训练，也没有足够时间读完网上的海量数据。（更多信息，参阅MDM报告“印度篇”）

而有一个现象并非由数字化造成，但仍存在于许多国家，并对新闻这一职业带来了恶劣影响，那就是自我审查。在尼日利亚、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中国等国家，自我审查给调查报道带来的不良影响尤其严重。特别是在中国，调查新闻面临着多重威胁：

数字时代的调查新闻仍面临来自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各种阻碍，其形式包括国家监管体系和媒体与个人的自我审查。发表敏感报道的职业记者仍然面临诸如被剥夺职务、降工资、被解雇或从媒体团队中永久驱除的各种处罚。此外，政府也不允许设立旨在调查腐败、人权、能源环境、卫生安全等特定主题的网站。（更多信息，参阅MDM报告“中国篇”）

在日本，“主流大众媒体所做的调查报道仍影响最大、最受公众关注”。尽管也有一些独立、著名的个人所做的调查报道，他们却大多“年事已高，极少在网络上发表文章”。

MDM报告的结论得到了业内领先的记者和专家的支持。美国非盈利新闻机构ProPublica的主席Dick Tofel说，大数据和讲故事的新方式是决定调查新闻前景的两大关键。“调查记者可以利用大数据和数字化的故事叙述方式来报道新的不一样的故事。用数据让人们将国家的故事本土化，正是调查新闻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纽约时报数字策略副主编Aron Phihofer和卫报音频制作人Francesca Panetta援引类似“Snow Fall”和“Firestorm”这样的获奖项目，指出“数字化并不意味着调查报道和长报道的消失”。尼曼实验室“看门狗”项目（the Nieman Watchdog Project）的编辑Barry Sussman也同意，网站为新闻机构展示其调查作品创造了新的多媒体平台。非盈利机构和个人也有机会发表他们自己的调查成果。然而，大部分调查任务不会也不应该完全在网络上完成，和现实生活中的信源合作仍然很重要。Barry Sussman说：“我们必须与数据库和计算机工具合作，它们都是绝佳的资源，但我们仍然需要那些讲述真实的人和他们真实生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