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州报道赢得“深度环境报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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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雾霾中的四川石化基地一部分区域(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第6届“最佳环境报道奖”颁奖典礼(来源:《中外对话》官方网站)

第6届“最佳环境报道奖”颁奖典礼(来源:《中外对话》官方网站)

编者按:《瞭望东方周刊》关于四川彭州石化项目的报道“为什么非得是彭州?”赢得了2015年“最佳环境报道奖”中的“最佳深度环境报道奖”。记者刘伊曼历时五年追踪四川彭州石化项目从提出到实施的全过程,揭示不合理规划带来的生态隐患和经济后果。

2015年的第六届“最佳环境报道奖”由《中外对话》和网易新媒体中心合办,选出了3篇最佳报道和8篇优秀报道。

刘伊曼是原《瞭望东方周刊》的调查记者,现就职《南方都市报》。她的得奖报道采访上百人,参考文件、专业文献等资料300万字以上,还原了彭州石化的审批过程,显示出环保部门弱势、战略环评不具强制效力,环评过程流于走过场的现实。

彭州报道怎么来?

彭州位于四川成都市北部、岷江和沱江上游。2005年,中石油四川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简称四川石化)开始投资兴建位于彭州市隆丰镇的石油化工工厂,总投资达380亿,环保投资50亿。项目受到专家和市民的质疑和反对,但顺利通过政府环境评估程序,并于2014年初投产。

成都市民曾于2008年和2013年举行两次游行, 抗议石化项目选址不当。学界一些专家也认为,彭州的地理位置易造成污染扩散。由于附近水体、大气已污染严重,环境容量不足,该项目会严重破坏生态。

面对居民的反对,四川石化多次声明称选址彭州经国家部门核准、环保措施达国家最高标准。项目最后通过国家环保局的环评。

重度雾霾中的四川石化基地一部分区域(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重度雾霾中的四川石化基地一部分区域(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刘伊曼从2008年开始跟踪报道彭州石化项目,第一篇报道成都民间行动的稿件因媒体禁令没有刊发。五年间,为获取相关资料,她跑了多个城市采访环境专家和当事人,混入闭门会议,也通过暗访等手段进入相关单位内部实地调查。报道于2013年底基本成稿,直到2014年四川石化高管卷入中石油腐败案,才得到发表机会。由于原定刊发的当期《瞭望东方周刊》未能在成都上市,报道仅于2014年3月30日发布上网。

报道发布后即为新浪等门户网站重点推送,各大新闻网站和论坛大量转发,但两三个小时后就遭遇全网删帖。之后,《瞭望东方周刊》的团队受到层层问责,多人受到扣奖金、作检讨、停职等处分。但问责中所有的文件记录和报告,未提报道有任何失实之处。

彭州报道赢在哪?

1)资料详实、层次丰富

2008年起,彭州石化的争议引起了大量的媒体报道。《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胜在资料翔实、层次丰富。评委会评道:“整篇报道紧紧围绕环评过程,以档案资料为依据,以亲历者的多方说辞为佐证,描述矛盾的焦点,详细解释‘先天缺陷’的选址如何一步一步推进成了既成事实。”

报道分七个小标题,介绍了选址源起、环评通过、审批暂缓、换址遇阻等事态发展过程,并分析了正反方专家说法和项目投产后的污染问题。

2)抓住核心、步步核实

刘伊曼针对环评过程这个核心问题,补充了其他报道的空白。为了还原项目的环境评估过程,她访问了多位直接参与的环评官员,对照环保局文件和报告,证实环评官员确有提出选址问题,但在地方政府“限期改正”的空头承诺下被决策者刻意搁置和忽略。

刘调查得到未公开的环评数据,显示成都地区环境容量不足,石化项目会造成严重污染。她同时指出,下游产业项目蕴含巨大利益,将会造成更大的环境污染。许多相关报道提到成都市委2010年决定将彭州下游产业移往眉山市,以减轻环境负担;但刘的调查发现,彭州石化基地仍保留着十余个重污染、高风险的下游产业项目有待投产。这些项目的环评报告和环评审批,都由不具备环评资质的单位开具。

建设中的排污口氧化塘。石化基地的排水进入这里做最后的处理后,排入沱江上游。(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建设中的排污口氧化塘。石化基地的排水进入这里做最后的处理后,排入沱江上游。(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3)数据+专家、理据结合

报道引用数据和专家观点分析石化项目带来的经济代价和巨大的环境与社会代价,批评其对国有资产和民众利益造成损失。

报道虽然被禁,却在小网站、论坛和微信公众号上继续流通。评委会认为,在网路阅读“碎片化”和“娱乐化”的时代,这篇长达8500多字,而且含有大量专业性内容,甚至文本略显枯燥的调查报道却能展现如此的影响力,实为难能可贵。


背景延伸:“最佳环境报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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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环境报道奖”《中外对话》和英国《卫报》联合在2010年创办,旨在提倡客观、深入的环境报道,奖励优秀环境记者,促进中国环保事业。每年评选出包括最佳记者奖、最佳调查报道奖、最佳突发报道奖、最佳公民记者奖在内的奖项,前五届活动共有77位记者或团队获奖。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总编、前《南方周末》资深调查记者刘鉴强表示,过去几年,中国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一直下滑,记者的职业热情在消退。但中国环境记者的表现逆流而上,日益突出。“因为国家对黑色GDP的反思和绿色发展道路的确立,环境记者们进入了黄金时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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