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亚洲 | 对话“聚焦”小组前编辑:我们靠交谈“凿”破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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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波士顿环球报》前“聚焦”调查小组编辑Walter V. Robinson来说,“新闻最基本的技巧——从19世纪到20世纪、21世纪从未改变过——就是与人交谈。”Robinson带领“聚焦”小组揭露天主教神父性侵黑幕,经奥斯卡获奖影片《聚焦》扬名全球后,仍受“新闻的召唤”在高校任教、向各地记者传授心得。在第二届亚洲深度报道大会上,Robinson与深度君分享了聚焦报道背后的故事,调查报道的技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点此看采访视频


你们曝光的天主教会性侵丑闻引起了巨大轰动,你的团队就此写了600多篇报道。组织如此庞大的报道计划,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其实也没刻意去“组织”。对大多数的调查报道而言,团队的大量时间和心思是花在报道计划上,确保有故事可写、文件能用;接着是规划报道发布的日期、文章写作的安排、完成所需的多媒体内容。

天主教会的丑闻报道与其他调查报道大为不同。我们暗中调查了5个月,但到发布时,媒体间的竞争就异常激烈,美国各地的新闻机构都在做跟进报道。我们实际上被追赶着推出新报道,600多篇文章中的大多数都是在一年内,踩着截稿日期才完成。有好多天我们为了当天发布,在三四个小时里要赶写五六千字。因此,一旦报道的主题被众人所知,调查进程就和一般调查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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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神父之一John J. Geoghan,曾性侵或骚扰130多名儿童。(来源:《波士顿环球报》)

曝光丑闻,你们所用的核心技巧是什么?

我们以往的报道多涉及公共机构,获取相关文件还算容易。但这回的报道截然不同,好像有铜墙铁壁在前面挡着,我们只有把小凿子,每天敲打、突破,一点一点地挖料。

我们先是找到了一名涉事神父,接着找到了一位争取权益的受害者,通过他找到了更多受害者和神父。当我们找到了大约12或13名神父时,就意识到实际涉事人数还要更多,因此我们建立数据库以统计有嫌疑的神父。这项工作极为艰苦,为了能找到不同神父的委任地区,我们得浏览多年以来的教会年度目录。整理一张数据表就得花掉我们三周半的时间。

最终事实证明,我们找到的87名神父几乎每人都曾性侵儿童。

你们如何让受害者愿意开口讲自己的遭遇?

这的确很难,因为很多受害者并不想提及他们的遭遇。有些受害者愿意向我们讲述,但不会提供细节。(为了写报道)我们需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解决起来着实不易。但我们是记者,我们的职责就是让人们讲出他们的故事。当时我们对受害者说,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罪行掩盖与包庇,事情被隐瞒太久了,只有几个人愿意跟我们聊,如果您能向我们讲出事件经过,我们就能停止暴行,阻止神父继续性侵儿童。这个理由劝动了很多人,因为他们不想让其他孩子遭受同样的痛苦,很多人因此而愿意开口,甚至想让我们在报道中提到他们的名字。通过报道他们的遭遇,我们就能改变教会很多(一以贯之的)做法。人们经常关注什么发生了,而我有时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没有发生的事。因为这些受害者都非常勇敢,愿意讲出自己的经历,因此成千上万的孩子得以免受性侵。

当时你们采用的基本技巧如今是否有所改变?

我认为新闻最基本的技巧——从19世纪到20世纪、21世纪从未改变过——就是与他人交谈,并让他们明白,讲出自己的经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对我来讲,有多少技术可以用、技术有多么优良、数据库多么完善,都没那么重要,最好的报道从来都不是不问即来,我们需要去寻找它们。

很多愿意与我们讲述过往的人,都曾经历难以启齿的伤痛。如果我们仅仅是打个电话、发封邮件,他们是不会吐露心声的。在他们愿意讲述之前,我们必须敲开他们的家门,结识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任何报道最关键的部分,都是人们所讲的亲身经历。

对于寻找优质故事,您有什么好建议吗?

我常常靠的是本能。我观察事物,然后嘀咕“我想知道要是……会怎么样”——很多情况下,如果你好奇的话,你就能发现猫腻。我很喜欢耐着性子探究原委,专挑那些少有人关注的事来挖,经常探究社会里还没被报过的领域。因为在那些不受关注的地方,常会有罪行发生。

我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让记者出去,找以往不常交流的人聊天。譬如去贫困的社区看看,让居民讲讲自己的生活状况、自己的遭遇,他们是怎么和政府打交道的、得到了什么回应。很多时候,你和别人聊天就能找到极佳的故事。有时候出去走走,花点时间以记者的敏锐多加思考,你也能发现报道由头。在工作之余,也要多观察、多提问题,例如:为什么事情会这样?为什么我会看到这样的现象?背后的缘由是什么?

我的一位同事Stephen Kurkjian(也是“聚焦”小组天主教神父性侵案调查成员之一)有次花了一年做了篇调查,正是源于他一个很偶然的想法。有个周日他在外吃早餐,看到有辆警车开过来停在餐厅外面,里面有两位警察在读报纸,看上去这挺好的。但Kurkjian看到这情景后,内心却有了个疑问:“我好奇警察表现的好坏是怎么评定的呢?”于是,他历时一年调查此事,揭露出波士顿警局是美国最低效的警局之一。这调查能开始,仅仅是因为他往餐厅窗外望了望,然后心里嘀咕“我想知道……我想知道要是……会怎么样”,这就引出了一个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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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帮忙掩盖涉事神父罪行的证据。(来源:《波士顿环球报》)

在调查前,你们判断一个选题是否值得展开调查的标准是什么?

因为我们经常花八个月、十个月甚至一年来做调查,每次决定选题时都要深思熟虑,花长时间讨论。我们首先要知道故事讨论的主题是否重要,读者会不会感兴趣,如果我们报了,会不会带来积极显著的变化?另外就是,我们能写出故事来吗?因为很多时候由于主题很重要,反而拿不到(调查要用的)文件,找不到人愿意去谈。因此,在我们决定专心做报道之前,我们要确定主题是重要的,报出来能改变事情走向,而且还得证明整个事件(的真实性)。如果一项调查里只有“他说……”、“他说……”这样的引述,我们就不能发表。我们得证明这件事毫无疑问的确发生了。因此,我们得有可报出的人物,可调查的文件。只有这样我们才开启下一步,花数月时间报道、写作。

在您看来,调查报道如何才能做到平衡、公正?

你需要让所有相关者来讲述。报道能做到平衡,是源于能找到文件,让人们就所报道的问题发表看法,让其他人作出解释“这件事真不算错,因为……”。记者在任何时候都要让涉及其中的人开口讲,有时这是最难的一件事,但如果你跟他们这样说:你不一定喜欢这篇报道,它不会给你增光添彩,但你对这件事有自己的观点,这必须得在报道里体现出来,必须得有人站在你的立场上发表看法。听到这些,人们通常也都愿意开口讲了。

有时候你们得到了绝佳的故事,考虑发布时间也很重要。你们会不会暂停一阵子,挑一个好点的时间以求影响力?

这要视情况而定。调查报道团队的好处就在于你常是暗中行动,不必有一个固定的截止日期,你不用一定要在三周内把报道发完。其他的新闻机构不知道这个故事,你就能一直做下去,直到报道写完了,且完成得很妥帖。如果你在大选前报道一位政客的违法行为,你当然可以等到投票前一天再发布。有时候你要设截止日期,但对大多数调查报道来说都没这个必要。在把报道做扎实之前,你可以一直调查下去。

“聚焦”小组从这次报道中有何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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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神父论坛(The Boston Priest Forum)领导层向受害者致歉。(来源:《波士顿环球报》)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调查记者在细查政府机构、政客的同时,也要密切关注那些在社会上广受支持、地位权威的机构。虽然像天主教会、博物馆这样的机构,为公众做出了诸多贡献,但我们不应认为它们的管理者就是圣人,而应把他们也视为容易犯错的普通人。全球各地的天主教会长年累月未遭责罚,就是因为没人会想到他们应对此负责。

我们的另一心得是,记者需要在不同地方寻找故事。在此之前,我们经常调查告密者透露的问题,例如政府腐败等。这也是重要之举。但我们从性侵丑闻调查中学到的,是无需告密者的帮助,你也也可以挖掘到更多更重要的、涉及到民众受害的故事。

如果你走出房门,探访四周,你会发现人们若是无人可求,就只能找我们。我们是唯一能够带给他们公正曙光、结束不公正待遇的一群人。我们是唯一能唤起人们关注这些社会弊病的一群人。

记者在报道天主教会这种大型、有权势的机构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这在2002年后是否有所改变?

我觉得挑战一直没变。在美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新闻机构都很难深入报道富有权势的机构。在很多国家,有权势的机构往往能钳制记者的自由,如果记者问了尖锐问题,他们就可能有牢狱之灾。在美国,有权势的机构通常不像其他机构那样受到监督,有时候,你还常看到报纸发行商加入社区重要机构的董事会。我想,编辑很难派记者对这些机构做立场强硬的报道。我们现在仍然面临这一问题,需要富有勇气的编辑和记者来挖掘故事。

很多印象深刻的调查报道只是让人印象深刻,但并未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您觉得我们如何才能扩大报道的影响层面,增强影响力?

在很多情况下,记者发完优秀的调查报道,就开始做下个报道了。政府官员承诺要着手改革,但如果没人监督他们就会“偷工减料”。因此,我们常常需要回头看以前的报道,确保事情能有些改变。我们现在做得还不够,发了报道就表扬自己,说报道做得好,那就再做下个报道吧。因此我们得回头看看。我认为我们需要让读者更多地参与进来,对已经发布的报道发表见解。我们需要找到方法让读者监督我们做好重要的报道。

你是否觉得数字媒体能代表调查报道的未来?

我认为数字媒体为我们以前做不了的调查报道打下了一个绝佳的基础,不过它并非代表调查报道的中级阶段,也非核心,而是关键的助推因素。它让我们有机会用数据证明以前证明不了的事情,让报道有机会具有更深远的影响,但它并不能代替记者敏锐的直觉判断,也不会降低人们讲述其经历的重要性——讲述始终是报道至关重要的部分。(假使)你把世界所有数据都拿到手,但在人们讲出事件经过之前,你仍无法做出完整的故事。

近年来揭露权钱交易内幕的跨境报道层出不穷,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这样的全球报道价值更大吗?

对那些必须要跨国合作、报道主题能引起诸多国家兴趣的协作报道来说,这次跨境报道是调查报道的终极表现形式 。他们能与如此多的记者一同合作,使这么多国家参与其中,并能做到保密,让大家一同发布,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报道能有巨大影响,这真的非常好,这是诸多议题国际协作的一次进步。

 

 

采访、撰文/Adiel Kaplan,周炜乐

编辑/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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