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即将开启，《华盛顿邮报》编辑箴言赠记者

为纪念《名利场》特约编辑和专栏作家Christopher Hitchens而设立的Hitchens奖（Hitchens Prize）， 日前迎来其第二届颁奖。 2016年11月28日在纽约的一个晚宴上，该奖授予了《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Marty Baron。

这个奖项由Dennis & Victoria Ross基金会颁发，获奖者的作品需反映出对言论自由的坚守，非凡的智慧，以及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今年的嘉奖是对Baron在漫长新闻事业中的贡献、及其在《华盛顿邮报》和之前《波士顿环球报》（他们的报道被改编成电影《聚焦》，并获得今年的奥斯卡奖）编辑工作的肯定。

面对即将到来的特朗普时代，领奖时，Marty与在座的媒体人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和担忧，提供了鼓励与建议。内容整理如下。

当Carol Blue （译注：Christopher Hitchens的遗孀）打电话告知我获奖的喜讯时，我是震惊的。这个奖设立没多久，我之前亦无所闻。并且我也好奇别人如何将我的新闻生涯和Hitchens辉煌的一生联系起来，并找到交集。

从那一刻起，我感到十分荣幸能获得这个纪念Hitchens成就的奖项。感谢Dennis & Victoria Ross设立了这个奖。更让我受宠若惊的是，我竟然可以在优秀纪录片制作人Alex Gibney（去年的获奖者）之后得奖。

尽管如此，我还是研究了Hitchens的人生和作品，寻找可比较之处。我的一位成就颇高的记者密友在获知我得奖的消息后，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我十分钦佩你和Hitchens。然而，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你俩有什么相似之处。”

Christopher Hitchens。来源：《名利场》杂志2004年7月刊。摄影师：Christian Witkin.

我的朋友会这么说并不奇怪。Hitchens是个老烟枪，而我从不抽烟。他喝酒多也是出了名的，会从苏格兰威士忌开始以科涅克白兰地结束，我则喝得很少，几乎从不碰苏格兰威士忌或科涅克白兰地。他还是一名多产作家，而我从1983年就开始当编辑了。他写了多本书，包括一部畅销的回忆录，我则从来没有……而且我对自己最不感兴趣 。

他经常在电视上和辩论场合出现，我则喜欢待在幕后——直到某部电影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

他曾经受过水刑，做过巴西式比基尼蜜蜡脱毛。这些我都不会去做。

正如Graydon Carter在Hitchens去世那天洋洋洒洒写的文章所言，Hitchens“将会因生前留下的数百万字而留名。”如果电影《聚焦》足以留名，我大概会因寡言少语而被记住。

可怜的Liev Schreiber（译注：饰演Baron的演员）。他没有分到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角色。他得去演绎一个惜字如金、压抑感情的人。难怪当我们初次见面时，Schreiber一直在试探我，看我能否表现或说更多……怎么说呢，更戏剧性的东西。

所以Hitchens和我很不一样。不过，实际上，我们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他的自传《希奇-22:回忆录》（Hitch-22）中，Hitchens讲述了《华盛顿邮报》在1989年的情人节打电话向他约稿，请他就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向英国小说家拉什迪颁布刺杀悬赏令一事进行评论。

对此，他写道，“这件事混合了我所讨厌的与我所喜爱的一切。讨厌的一栏：独裁、宗教、愚蠢、煽动、审查、欺凌和恐吓。喜爱的一栏：文学、讽刺、幽默、个人，以及守护言论自由。另外，当然还有友谊。”

在价值观方面，对宗教的讨厌除外，Hitchens和我还真是一路人。

价值观是最重要的，而且当下是讨论价值观的好时机——一个重申我们作为记者所应支持何种观念的好时机。

这是我们不得不争取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时候——那些都是宪法授予我们的权利，也正是将我们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特质。

我们很快会有一个新总统，竞选期间他就公然攻击媒体，仇视媒体是他竞选活动的核心。他用“讨厌”（disgusting）、“渣子”（scum）、“市井”（lowlifes）来形容媒体。他说记者是“最低等的人类”。显然那样还不够狠，所以他还说我们是“最低等的生物”。在竞选的最后几周，他给我们打上“敌人”的标签。

也正因此，一些《华盛顿邮报》的同事和其他新闻机构先后收到极其恶劣的侮辱，甚至是对个人安全的威胁，以致需要增加额外安保措施。还有一些媒体高管的家庭住址被曝光在以仇恨、歧视女性与宣扬白人国家主义而闻名的网站上，很明显这会招来破坏行为，甚至更糟的情况。幸运的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遇到这些糟糕的事。此外，推特上针对记者的反犹攻击也已经持续了一整年。

特朗普说他想“开放”诽谤法，并且提议以起诉对他不友好的媒体机构作为反击，让巨额的诉讼费用来削弱媒体的财务状况。

和《华盛顿邮报》相关的是，由于我们的报道无法获得他本人的首肯，特朗普下令在总统竞选期间取消我们的采访证件，禁止我们参加他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和竞选活动。甚至在把我们列入他长达数月的黑名单之前，特朗普就错误地怀疑我们的老板贝佐斯（Jeff Bezos）谋划了那样的报道。并且他公开暗示，如果他当选总统，会进行报复。

贝佐斯本人有一次——事实上在很多场合上——完美地回应了这个指控。“我们想要这样的一个社会，”他说，“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中的任何人，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机构，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详查、检验以及评论一个选出的官员，特别是一位将入主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总统府的候选人……”

“我们有基本的法律，并且在这个国家我们有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但这还不是言论自由在这得以成功的全部原因。我们同样有文化习俗来支撑：你不需要害怕被报复，这些文化习俗至少和宪法一样重要。”

特朗普当选后，情况依旧没有改观。面对反对他当选的游行，特朗普诉诸推特，在上面公开谴责媒体煽动了这些暴力活动。当然，并没有任何人煽动这些事件。

有一次，CNN主播Christiane Amanpour严词指出了这种来自国家未来领导人的蓄意谬责的严重性。她在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获奖时是这样说的：

在2016年Burton Benjamin纪念奖颁奖典礼上，Christiane Amanpour发表获奖演说。

“这就类似埃及、土耳其、俄罗斯、菲律宾的领导人，甚至伊朗的宗教领袖，他们首先指责媒体煽动、同情、串通民众，直至指控其为恐怖分子和颠覆分子。最终有媒体人被戴上手铐，关进笼子，置于罔顾法制的法庭，陷于囹圄，然后呢？不得而知。”

当媒体被攻击时，我们不能总是指望国家机构去保护我们的自由，甚至连法院都靠不住。

纵观历史，无论是约翰·亚当斯时期的1798年《煽动叛乱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威尔逊政府制定、专制色彩浓重的煽动叛乱和间谍法案，或是在那个草木皆兵的麦卡锡时代，政府和法院都没能够保障我们的自由。上述史实至今仍在提醒我们，在“寻找敌人”的过程里，什么是不正当且鲁莽的方式。

新闻自由的最终保障，其实来自于我们的日常工作。

许多记者已经厌倦了去猜测，接下来的四年或是八年前景会如何。我们会不断被骚扰、被诋毁吗？新政府是否会趁机来恐吓我们？我们会不断受阻吗？

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认为答案很简单，就是去做我们的工作吧，做我们应该去完成的事情。

每天当我走进编辑部的时候，都会看到记录在一面墙上的邮报办报原则。这些原则是1933年由当时报社的新老板Eugene Meyer定下的。从那以来，他的家族经营《华盛顿邮报》80年之久。

这套原则是这样开头的：“报纸的第一使命，是去报道尽可能接近事实的真相。”

这正是公众对我们的期待。如果因为我们害怕变得不受欢迎，或者畏惧掌权者（包括白宫和国会）的攻击，抑或担心影响广告或订阅上的收入，而不去追求真相，变得畏手畏脚，公众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在我看来，（如果真是那样）我们也不应被原谅。

电影《聚焦》海报

电影《聚焦》上映后，我经常被问到我们在《波士顿环球报》的时候是如何愿意着手调查新英格兰最强大的、甚至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机构——天主教会的。

这个问题真的使我迷惑，特别是当记者或者是希望进入这个行业的人问我的时候。因为向强权问责本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若我们调查弱势机构、个人而让强者免于受责，只因为后者可以强势反击，那才是为天不容。

2001年夏季我开始在《波士顿环球报》工作的前一天，我读到一些让人震惊的东西。那是《波士顿环球报》的专栏作家、普利策奖得主Eileen McNamara的文章，讲的是一名叫John Geoghan的神父的案件。Geoghan曾被指控性侵多达80个孩子。这太令人吃惊了，于是我读得很仔细。

那篇专栏文章详细描述了被侵害者律师的控诉：红衣主教Cardinal Bernard Law本人就知晓Geoghan神父的多次性侵，但在不作公示以及教区神父和居民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帮Geoghan从一个教区转到下一个教区，这让大家无从得知那个犯下多起性骚扰的神父会在他们的教会任职。

这些是原告律师的指控，但是教会的律师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且不负责任。

在文章的结尾处Eileen写道，真相可能永远不会大白，因为可能揭示真相的教会文件已被法院密封。

对如此深重罪行的指控，我们无法坐视不理，任由真相被永远埋没。

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是鞭策我和《波士顿环球报》同事进行调查的动力。我们向法院申请解封那些教会内部文件，我们需要知道教会死守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要探寻的问题当然是，红衣主教自己是否了解神父性侵行为，并忽略一系列强有力的证据，而将他转派到其他教区。最后我们发现，答案为非常明确的“是”。

我们还希望知道有没有像Geoghan神父那样的性侵者，以及教会是否故意将性侵者置于有包庇性侵行为历史的教区，纵容他们再次作恶？教会的实际政策和行为就是隐瞒性侵行为以及重新分配神父的教区吗？对这些问题，答案都是肯定的。

挖掘故事是为了公共利益，以令孩子们更加安全。

在我们的第一篇故事于2012年1月发表之后，我收到神父Thomas P. Doyle的来信，他曾代表受害者在教会内部进行了一场漫长而孤独的战役。他这么写道：“如果不是你和《波士顿环球报》的努力，这场噩梦应该会持续下去。作为一个多年来为受害者和幸存者争取正义的人，我由衷地感谢你。

“我向你保证，”他写道，“教会和社会都无法准确衡量你和《波士顿环球报》为受害者所做的一切。这不但意义重大，而且福泽深远。”

Doyle神父的信带给我们一个教训：真相并不应该被隐瞒、被压制、被忽略、被掩饰、被操控和被扭曲。否则，恶行将一直存在。

在我离开波士顿加入《华盛顿邮报》之前，那封信还保存在我的办公桌里。它像一个信物，一直提醒我踏入新闻界的初衷，以及舍不得离开的原因。同时，它也提醒我们作为记者所必须要坚持的工作。

这也是让Hitchens倾注一生的事业，是让我为之贡献了40年人生、并激励着更多后来人的事业。

我和Hitchens的风格迥异，然而我们的共通之处超越了一切——那便是，我们有着同样的目标。

谢谢你们的聆听，感谢为让Hitchens精神不朽所做的一切。

编译/梁晨昱

编辑/Ivan Zhai，梁思然

本文首发于《名利场》杂志网站，深度网经授权编译。

Marty Baron是《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在此之前，他在《波士顿环球报》担任了11年的编辑。在他的领导期间，《波士顿环球报》六度夺得普利策奖，囊括公共服务、释义性新闻、国内报道和批评类奖项。该报凭借对天主教会隐瞒神职人员性侵行为的调查，于2003年获普利策公共服务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