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追踪于欢案，如何利用网上法院判决书揭露真相？ 

两个月来引发社会关注的山东聊城“辱母伤人案“以及对当事人于欢的司法程序近日又有最新进展，媒体的穷追不舍功不可没，而不断完善的司法公开制度也有助于公众了解事实真相。今天就讲讲媒体如何善用公开的法庭判决信息来做深度报道。先看各家媒体对“辱母伤人案”的报道。

两个月前，该案由《南方周末》率先披露，并引发各路媒体深入报道，揭开了民间高利贷黑幕和暴力催债黑幕。相关报道中，除了当事人，法庭判决书也成为重要信息来源，而一个名为“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以下简称“文书网”）的网站更是被反复提及。显然，这是一个能为记者提供大量有用信息的官方网站（.gov结尾）。

法院判决书作为新闻信源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检索到与涉事人吴学占债务相关的判决书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新媒体封面新闻（thecover.cn）的调查报道《起底“辱母案”借钱方 涉及多起民间借贷案 已有10余人被抓》，就从其在文书网上检索到的一则“（2014）冠民初字第1533号”债务纠纷判决书讲起，并结合调查走访，力图还原案件借钱方吴学占及其会计赵荣荣在山东省冠县是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为了进一步确认赵荣荣的身份，记者检索到了另一份编号为“（2013）冠民初字第1554号”判决书，其中记录了赵的出生日期。记者还发现，虽然该判决书属于另一债务纠纷案，但涉案利息标准则与“辱母伤人案”一致，这也就确认了“高标准”月息存在于当地的事实。可见，通过检索法院裁判文书，记者可以进一步还原事实。

同样是还原事实，第一财经题为《“辱母伤人案”揭地下金融链：月息一分收十分放，年息120%》则从借贷方苏银霞入手，检索到了她过去的三起债务纠判决书：案件分别发生在2013年5月16日，2016年1月22日及2016年10月28日。第一财经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延伸到了种下祸根的高利贷现象：

“第一财经记者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近三年来由高利贷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超400件，涉及罪名达十多个，非法拘禁罪频现。而400余起案件中不乏追讨高利贷最终引发致人伤亡的极端事件。”

记者还分析了高利贷相关案件中的罪名，发现“开设赌场罪及非法拘禁罪成为由高利贷引发的数量最大的两个罪名。其中，开设赌场罪98例(2014年41例、2015年24例、2016年33例)，非法拘禁罪108例(2014年43例、2015年24例、2016年41例)。”其后又进一步提到引发的命案有四例，合共造成四人死亡，并引述具体案情，呈现出高利贷背后的种种暴力现象。这说明记者通过判决书不仅能还原具体案件相关的事实，还能在深度报道中呈现事实背后的社会生态。

由此可见，中国裁判文书网对于当今记者，尤其是调查报道记者是一个相当有用的资源平台。那么它又是个什么性质的网站？我们可以在上面查到哪些资料呢？

裁判文书网都有什么？ 

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在2016年8月30日就裁判文书公开召开新闻发布会。据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治委员刘学文介绍，中国裁判文书网是“全国法院统一、权威的裁判文书平台”，并于2013年7月1日正式开通，最高人民法院在该网站率先集中公布第一批裁判文书。2014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生效实施，同日起，各级地方法院也陆续将生效裁判文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截至2015年6月底，裁判文书公开工作已经覆盖了全国所有法院、案件类型和办案法官。

那么，是否所有的法院判决文书都能在该网站上找到呢？作者搜索了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日期为2017年1月至3月当事人为“于欢”的刑事案件文书，并未找到据媒体报道在2月27日宣判的“辱母伤人案”判决书。而《中国青年报》和第一财经等媒体引述的编号为“（2016）鲁15刑初33号”判决书也只在相关报道网页上看见其照片，显然不是取自中国裁判文书网。看来，法院方面并未将该判决书上传。

根据2016年7月25日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不在互联网公布的情形包括五种：1）涉及国家机密的；2）未成年人犯罪的；3）以调解方式结案或者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3）离婚诉讼或者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的；5）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辱母伤人案”可能属于第五种情形，也有可能尚未被法院发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本（Benjamin L. Liebman）5月9日在香港大学分享其关于河南省法院网上公开判决文书的初步研究成果。

那么公开的裁判文书究竟占多大比例呢？目前并无官方说法，不过这倒是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兴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本（Benjamin L. Liebman）对河南省各级法院公开的文书通过计算机程序进行统计分析。据他今年5月9日在香港大学披露的初步结果，审理中的文书平均有41%会被公布在网上，各法院间的差别极大，公布率从15%到83%不等。一般而言，法庭调解的案子不会在网上公布，而2014年的数据显示调解案子大约占民事诉讼的四分之一。

虽然那些属于“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的判决文书无法在法院官方网站得到，但情况并不悲观。一方面，跑政法口的记者仍然可以继续通过传统渠道获得需要的信息；另一方面，已经上网的海量文书（截至5月23日，网站显示文书总量已经超过2921万篇，当天新增的文书就超过4万篇）及其强大的检索功能仍然为记者和各类研究人员打开了一座信息宝库。

除了在前面提及的封面新闻和第一财经利用网上裁判文书深挖“辱母伤人案”案情和社会背景之外，各媒体和记者们相继尝试将裁判文书网的资源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深度报道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商业纠纷 

新京报5月23日题为《好时35亿收购金丝猴麻烦缠身 遭前员工及经销商联名维权》的报道，讲述了美国巧克力制造商好时（Hershey’s）全资子公司收购上海金丝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后遗留下的阵痛。述及金丝猴食品有限公司与经销商之间的纠纷，记者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2015年5月开始“已申请冻结财产、已判决、已撤诉的案件多达40余起，案件标的从25万元到360万元不等。”

大案后续 

新京报5月19日的长篇调查报道《刘汉“遗产”》，则追踪因涉及多宗命案的四川富商刘汉在2015年2月9日被执行死刑后，其汉龙集团资产的后续处理状况。为核实该集团的现状，记者多次使用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比如“自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的一份发布于2016年3月的裁定书显示，汉龙集团处于停止经营状态。”另外，记者也从判决中发现汉龙集团旗下公司与各银行及其它商业伙伴之间的债务和纠纷。

反腐报道 

《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观海解局则通过整理判决文书，在5月1日推出了题为《从判决书看 哪只大老虎会先刑满出狱？》的文章。文章发现，十八大以来共有70只“大老虎”领刑，刑期最早结束的是获刑五年的前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刑满日期是2018年12月31日。

澎湃5月3日题为《铁岭市落马公安局长谷凤杰患严重疾病，暂予监外执行一年》的报道中，记者更是通过裁判文书网发现了这一新闻：已经落马六年并在狱中服刑的辽宁省铁岭市原副市谷凤杰因患有严重疾病，被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准许暂予监外执行一年。

从上述案例可见，中国裁判文书网是记者开展调查报道的重要线索来源，也为揭示社会现象的提供了大量事实。如何用好用足内地这一公开的官方信源，还有待记者们继续发掘。

编辑/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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