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记者需要被平等对待——对话缅甸藉普利策奖获得者Esther Htusan

编者注：本文为东南亚新闻联盟（Southeast Asia Press Alliance，以下简称“SEAPA”）于2016年11月4日与美联社记者Esther Htusan的访谈。深度网经授权转载。

自2013年起，缅甸克钦邦土生土长的Esther Htusan便在美联社担任记者。在2010年缅甸议会补选之前，她曾义务帮助多个公民社会组织，从事少数民族地区选民的教育工作。那段时间里，外国记者在当时准政府的允许下首次进入少数族裔地区，她则担任他们的临时助手、翻译及制片人。在美联社工作期间，Esther的报道范围很广，内容涉及（克钦邦、掸邦和若开邦的）种族冲突、各类灾害、毒品交易和采掘产业。

2016年4月，凭借对东南亚渔业展开的国际调查，Esther所在的美联社团队获得了普利策公共服务新闻奖，而这个团队的四名成员均为女性。

在此，Esther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记者的经验，强调了在报道冲突时应践行的安全规则，缅甸女记者们所付出的努力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她倡导媒体机构内的性别平等，认为男性和女性记者应获得同等的工作空间和保护。

第二届亚洲深度报道大会上，Esther Htusan（右一）就“报道少数族裔”主题做了经验分享。

SEAPA：作为一名女性记者，在你所属的新闻机构中，你是怎样被对待的呢？

Esther：美联社从来不会因为我是女性而待我有所特别（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为一些朋友因为性别问题在机构内受到歧视而感到失望。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的编辑会如此不同呢？当我投身于新闻业后，我可以去冲突地区做报道，几乎所有我报上去的选题都被通过了，他们赋予我自由报道的空间，我可以按自己所想到的角度，去报道我所能想到的任何一条新闻。在美联社，从未发生过我因具有女性身份而被拒绝报道某事件或议题的事。这就是我们如此有成效的原因。

但是，据一些女记者向我透露，缅甸当地的新闻机构常有歧视女记者的倾向。举个例子，当一位女记者要去一个敏感地区报道新闻时，编辑们或者前辈们会回答说：“你要自己承担风险，因为去那里是你自己选择。”对于编辑来说，向女记者给予他们给男记者一样的支持，这点很重要。他们应该建议女记者们带上安全装备，然而，他们通常并不想做出这样的安排。

SEAPA：能描述一下你在编辑部里的日常沟通情况吗？

Esther: 以前，编辑会给我建议，指导我准备报道的提案，包括选择更尖锐的报道角度，以便于预算获批。首先，我会和她讨论故事想法，然后她会准备这些提案。现在她离开仰光已有一年，我则是自己处理这些提案以及日常报道。这些提案必须要包括规划、预算和安全条件，就好像旅行安全那样。由于同事们之前的精心指导，现在我已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些准备工作。

SEAPA：你介意分享一下美联社的安全协议吗？

Esther：在安全协议中，无论性别，每位记者在美联社都会得到平等对待。美联社的前辈总是警告我们不要报道会危及自己生命的新闻。这条警告男女均适用，而不仅仅针对女记者。他们总是说，记者的生命安全高于任何一条新闻。有时候，因为美联社不能及时分发安全装备，所以我们不能在某些领域报道任何新闻。所以，他们不允许我们去那些机构无法保证我们安全的地区，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女记者。

SEAPA：当你在冲突地区时，与美联社编辑部的交流是怎样的？

Esther：当我在冲突地区时，如果无法通过电子邮件让编辑部了解行踪，我会打电话。我们的办公室配备了卫星电话，以备在电话信号无法覆盖的地区报道之需。当我们去这些地区时会带上卫星电话。一旦有任何问题，我们就可以立即用它通知编辑部。编辑部总会有一个备份计划，以防紧急情况的发生。

例如，我去实皆省北部的时候，每当有电话信号，我都会打电话给办公室，并不是特定打给谁，而是任何一位有空的同事。我会向接电话的同事说明当地彼时的情况，并请求他转达给其他人。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能发邮件，必须得用手机。当我们的普通电话卡没有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卫星电话来汇报近况，比如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有何进展、哪些区域当我们到达后才被告知不得进入。这样我们就可以决定报道的底线。迄今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紧急情况。

SEAPA：当你加入美联社的时候，有没有接受过任何安全培训？

Esther：每当美联社的前辈来我们的办公室，他们都会和我们讨论并解释安全问题。他们总是提醒我们要与办公室保持联系，并定期报告。他们还建议，如果一个记者不能继续或无法完成报道时，他应该通知总部。当我们计划去冲突地区，第一件要讨论并检查的事情是，办公室是否有足够的安全装备。即使我们有足够的安全装备和器材，我们仍然要检查它们的质量是否可以满足在冲突地区的使用。

美联社普利策奖获奖报道：《血汗海鲜》，揭露了东南亚渔业奴役劳工的现象。

SEAPA：在你看来，媒体机构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营造一个出品优质新闻的环境？

Esther：对于我而言，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一个女记者主动提出她可以胜任报道该事件，媒体机构以及编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并准备好安全协议。有时候，只是因为某个选题来自一个女性记者，他们就会在没有充分考虑包括安全问题在内的整个过程而立即说“不”。他们应该考虑那名女记者的努力和能力，特别是她在职业生涯中所展现的能力，而不是给出这样一个习惯性的回答。所以，媒体机构应考虑这名女记者的能力，然后毫不犹豫地在无歧视情况下，做好必需的准备措施。平等对待男女记者十分重要。

SEAPA：做一名前线女记者有什么优势？有什么例子吗？

Esther：有的。因为女性有着慈母般的心，我们更偏向于从人性的角度来看问题。当我们看到一个正在哭泣的孩子，我们会挖掘哭泣的原因。而男记者们就只会拍孩子哭泣的照片，因为他们更关心视觉冲击。因此，如果将女性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同男性的视觉感官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极佳的报道。

SEAPA：女性总是被认为过于多愁善感，而不适合决策层的职位。对此你的看法如何？

Esther Htusan在工作中。

Esther：我认为这取决于个人的性格。世界上有很多情绪化的男性。所以，这不是关于身为男人还是女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内心的感受。情绪问题因人而异。有的男人会哭，有的女人如钢铁般坚强。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是多愁善感。当一个女人做决定的时候，她会考虑到各个有可能的角度。所以，决定会做得有点慢。但是，如果这是个深思熟虑的结果，那这个决定更可能是正确的。

SEAPA：来自少数族裔地区的记者在报道重要新闻时，面临着风险和威胁。你可以为他们的安全提供一些建议吗？以及谁应该对此负责？

Esther：我并不能提供建议，因为我是这个国家众多的记者之一。并且，我甚至还不能保护我自己。 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自己都无能为力。但是，显然在少数族裔地区居住和进行报道的记者会更易受到伤害。他们身处冲突中心，子弹随时飞过他们的头顶（不像我们生活在首都）。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对抗危险时，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更为重要。

然而，我不知道谁可以为他们提供保护。因为，除了政府，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们。

正如你在科帕凯（译者注：Ko Par Gyi，缅甸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曾担任昂山素季保镖，于2014年9月28日被捕后试图逃离位于孟邦的军事拘留所时被射杀。）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政府在一名记者被杀害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举动。科帕凯来自仰光，在报道前线被杀害。但是，政府并未做出干涉，也没有对此表达任何看法。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很少有机构试图去保护记者。除此以外，一些法律也应修改。

SEAPA：对在重重风险和挑战下继续从事报道工作的国内众多女性记者，你有什么鼓励的话吗？

Esther：作为记者，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相信自己可以为这个社会带来积极的改变。重要的是不要放弃这个信念。因为通过记者在冲突地区的报道，人们可以知晓幕后的真相。这些记者的声音比我们这些在首都的要重要得多。他们的声音不能减弱，因为他们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改变。他们需要坚信这一点，而且我也相信，他们的梦想未来终可成真。

编译/梁晨昱

编辑/Ivan Zhai，梁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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