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斯坦福,帮中国调查记者解决搜索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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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帮助中国调查记者更有效、更方便地搜索公开资料?冯欣为此苦恼了很久。现在,她把自己最感兴趣的这个问题带去了斯坦福大学。

冯欣,深度报道记者,专注于商业领域与公共事务报道,曾任职于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和《中国日报》,三次获得全国性新闻奖项。2017年,她暂别工作,在斯坦福大学的John S. Knight Journalism Fellowships(简称JSK)项目中,重归校园生活。

JSK项目于1984年在斯坦福大学设立,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每年,它都会从全球选拔不超过20位记者,组成一个研究班。成功获得奖学金的记者们,需要带着自己最想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要是新闻行业面临的挑战,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研究一年。2017年,JSK录取了18位记者,12位来自美国,其余六位分别来自中国、俄罗斯、古巴、挪威、墨西哥、巴西和瑞士。

她找到答案了吗?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她有什么意外收获?本文是全球深度报道网独家学者对话系列的第二期——对话冯欣,探访调查记者的搜索难题。正如冯欣所说,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达程度不同,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最后还是殊途同归。我们希望讨论的,不仅是中国传媒的问题,也是全球新闻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以下是全球深度报道网对冯欣的访谈。

GIJN(以下简称G):能谈谈您的研修主题吗?

Feng Xin(以下简称F):来到斯坦福后我发现,全球的记者,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挺相似。我们项目的模式,就是在学校通过上课、与同学的讨论、听讲座、参加会议、去见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研修自己想要解决的挑战。我的问题是,How might we help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search and use public records more effectively?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中国的调查记者更有效、更方便地搜索公开资料。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研究方向。

G:之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是您从前工作时遇到过困难吗?

F:是的。我一直以来最感兴趣的,也一直在做的,就是深度调查新闻。不过在搜索公开资料上,遇到过些难题。我举最简单的两个例子,也是给我启发很大的事情。

2016年左右,我做了一个电视深度报道,叫做《重建乡土中国》。其中有一集报导,我想专门讲农村儿童遭受性侵的情况。可能2016年下半年到现在,你看到的关于儿童性侵的报道越来越多,但是之前还不是那么多,大家好像还没有特别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当时,我因为跟一些公益组织有接触,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就去了东北,通过志愿者组织,联系到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他们的孩子很不幸地遭受了一个同村人的侵犯。当时这个村子共有五个家庭受到过类似伤害。我所做的报道不光是报道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村庄的悲剧,我更希望通过个体的故事,探寻一个更大范围的状况。我当时特别想找到一个数据:在中国,一年或者近三年内儿童性侵的发案率,或者发生过多少起儿童性侵事件。很简单,我就想找到这么一个数字。

但是,即使找这样一个数字都非常困难。当时,中国还没有关于这类数据的公开统计,我采集的数据仅仅来自于一个公益组织。他们请志愿者收集了近三年来所有媒体对性侵事件的报导,统计出频率大概是一天一例。但这个统计(的问题是),第一非常耗时,他们全靠志愿者在百度上一点一点搜索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道,然后统一在一个excel表里,记录地点、事件频率、受害者的年龄、性别、侵害者的身份和年龄等等。第二,这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大部分的案件是没有曝光出来的,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更不必说还有人工错误。

第二个例子,就是2016年9月时,媒体报道有很多孩子因为疑似校园毒跑道生病了,据家长和公益组织的统计,光在北京就有20多所学校的跑道可能存在问题。当时我就一个人,没有办法去调查20多所学校,而且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报道被叫停了。但是,我手上有很多资料,于是就会想,如果我能把这些资料分享给其他对这个报道感兴趣的记者,是不是更好呢?或者我可以跟别的记者合作,一起调查收集数据。拿到所有数据后,是不是就可以真正弄懂问题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我觉得其实都跟记者平常去查找资料、弄懂资料有很深的联系。这就使我产生了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的想法。

G:可能您的很多同行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有跟其他记者交流过吗?

F:有,我现在这个研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去深入地了解同行们遇到的问题。简单说,(公开资料搜集)确实是所有同行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不光是调查记者,就是普通跑口的记者、做日常新闻的记者其实也经常遇到。比如说,记者因为写稿需要,得找到一项政府出台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如果是由几个部门,比如说卫生部牵头,与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一起出台,那可能在后者的网站上就找不到。记者往往需要找很多政府官网,一条一条去搜,很耽误时间,但并没有多少难度。这其实浪费了很多记者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问题很普通,应该由更智能的方法去解决。

还有一些需求,比如说当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引用了一条政策,我想知道这政策最早什么时候出来的?最先是谁发布出的?想找到第一信息源也很难。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基本但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跟同行交流起来,我发现这些确实是大家共同遇到的问题。很多记者的工作都很辛苦,如果前期就把太多时间浪费在了这种机械搜索中,非常可惜。

G:能理解成这个信息数据库本身的建立就有问题吗?

F:是的,但很多信息就在官网上。这个应该也不只是中国记者的难题,很多(其他国家的)政府官网,假如他们没花足够心思在网站建设上,或者没有像互联网公司那样专业的人才,做到搜索最优化,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简陋原始的网站,所有信息就这么放在上面。

G:您觉得通过培训这些记者,能够提高搜索信息的效率吗?

F:我觉得应该不能,因为我了解的这些同行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我认为,这不是他们能力的问题,确实是基础设施的问题。

G:您的外国同学也有类似的问题吗?

F:我们大家的方向不太一样。我们18个人被分到了四个组里。

我这组的主题叫做Holding the powerful accountable,就是监督权力,我的研究方向是监督权力的一种方式。我这个组还有一位巴西记者,他研究不同国界的记者如何合作。

第二个组的主题是“Challenging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如今假新闻满天飞,尤其是在美国,特朗普竞选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假新闻事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假新闻?人们为什么会去相信这些假新闻?怎样能辨别假消息?怎么样去重塑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感?这是美国记者所忧虑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遇到了,比如有时候微信上刷屏的一些(假)消息,大家都会纷纷转发,信以为真。

第三个组的主题叫做“Eradicating news deserts and strengthening local news”,消除新闻荒漠,使地方新闻更加强大。在美国的小城镇媒体生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广告已经不愿意投给普通报纸和电视台。一线城市的大媒体或全国一级的大媒体可能资金比较充裕,能雇佣很多记者、编辑,但在小的媒体市场,没有人愿意花那么多的精力采集本地新闻。真正的社区新闻和小镇新闻怎么办?谁去为他们服务?这是美国当前很棘手的问题,在未来也许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最后一个主题是“Fighting bias, intolerance and injustice”。我觉得这是美国、西方世界比较常见的问题。在我们的媒体机构里,女性地位有没有男性雇员这么高?不同的记者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去写、去报道的时候,会不会带有自己的偏见?比如说去写一些(特定)人群,譬如报道关于同性恋的话题时,会不会对他们有偏见?对于大多数都是汉族人的中国来说,记者报道少数民族时会不会有偏见?

这四个问题虽然不尽相同,最后其实是殊途同归。

G:您会跟硅谷的技术人员合作解决您的问题吗?迄今为止有什么研究成果?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F: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来这后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法,叫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这是斯坦福大学最先提出创立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和平常的科学研究不一样,科学研究是,你去寻找事实,对一个事件做出论断,由此进行下一步的研发。比如我想研究火箭,我要经过很多的测算,最后造出这个火箭来。

但是我们研究的这些问题不是科学研究,它是开发研究。开发研究就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想想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真)问题?是不是别人也有这个问题,还是只有我遇到了?所以首先,我要去了解我的同行们需要什么,记者们需要什么。这是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能用哪些办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帮助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我也许不需要用技术去解决,也许可以靠组织架构去解决,可以靠更好的培训去解决。

你刚才问会不会跟硅谷的人员合作,我现在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的研究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技术也许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也许还有其他方式能给记者更好的支持,促进相互的交流合作。

可能我会有一些软性的解决方案,达到最后的目标。中间这个过程会经过不断的迭代,它是螺旋式的,不是线性的。

 

采编/Lizzy

编辑/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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