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斯坦福，帮中国调查记者解决搜索难题

如何能帮助中国调查记者更有效、更方便地搜索公开资料？冯欣为此苦恼了很久。现在，她把自己最感兴趣的这个问题带去了斯坦福大学。

冯欣，深度报道记者，专注于商业领域与公共事务报道，曾任职于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和《中国日报》，三次获得全国性新闻奖项。2017年，她暂别工作，在斯坦福大学的John S. Knight Journalism Fellowships（简称JSK）项目中，重归校园生活。

JSK项目于1984年在斯坦福大学设立，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每年，它都会从全球选拔不超过20位记者，组成一个研究班。成功获得奖学金的记者们，需要带着自己最想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要是新闻行业面临的挑战，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研究一年。2017年，JSK录取了18位记者，12位来自美国，其余六位分别来自中国、俄罗斯、古巴、挪威、墨西哥、巴西和瑞士。

她找到答案了吗？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她有什么意外收获？本文是全球深度报道网独家学者对话系列的第二期——对话冯欣，探访调查记者的搜索难题。正如冯欣所说，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达程度不同，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最后还是殊途同归。我们希望讨论的，不仅是中国传媒的问题，也是全球新闻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以下是全球深度报道网对冯欣的访谈。

GIJN（以下简称G）：能谈谈您的研修主题吗？

Feng Xin（以下简称F）：来到斯坦福后我发现，全球的记者，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挺相似。我们项目的模式，就是在学校通过上课、与同学的讨论、听讲座、参加会议、去见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研修自己想要解决的挑战。我的问题是，How might we help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search and use public records more effectively？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中国的调查记者更有效、更方便地搜索公开资料。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研究方向。

G：之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是您从前工作时遇到过困难吗？

F：是的。我一直以来最感兴趣的，也一直在做的，就是深度调查新闻。不过在搜索公开资料上，遇到过些难题。我举最简单的两个例子，也是给我启发很大的事情。

2016年左右，我做了一个电视深度报道，叫做《重建乡土中国》。其中有一集报导，我想专门讲农村儿童遭受性侵的情况。可能2016年下半年到现在，你看到的关于儿童性侵的报道越来越多，但是之前还不是那么多，大家好像还没有特别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当时，我因为跟一些公益组织有接触，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就去了东北，通过志愿者组织，联系到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他们的孩子很不幸地遭受了一个同村人的侵犯。当时这个村子共有五个家庭受到过类似伤害。我所做的报道不光是报道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村庄的悲剧，我更希望通过个体的故事，探寻一个更大范围的状况。我当时特别想找到一个数据：在中国，一年或者近三年内儿童性侵的发案率，或者发生过多少起儿童性侵事件。很简单，我就想找到这么一个数字。

但是，即使找这样一个数字都非常困难。当时，中国还没有关于这类数据的公开统计，我采集的数据仅仅来自于一个公益组织。他们请志愿者收集了近三年来所有媒体对性侵事件的报导，统计出频率大概是一天一例。但这个统计（的问题是），第一非常耗时，他们全靠志愿者在百度上一点一点搜索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道，然后统一在一个excel表里，记录地点、事件频率、受害者的年龄、性别、侵害者的身份和年龄等等。第二，这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大部分的案件是没有曝光出来的，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更不必说还有人工错误。

第二个例子，就是2016年9月时，媒体报道有很多孩子因为疑似校园毒跑道生病了，据家长和公益组织的统计，光在北京就有20多所学校的跑道可能存在问题。当时我就一个人，没有办法去调查20多所学校，而且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报道被叫停了。但是，我手上有很多资料，于是就会想，如果我能把这些资料分享给其他对这个报道感兴趣的记者，是不是更好呢？或者我可以跟别的记者合作，一起调查收集数据。拿到所有数据后，是不是就可以真正弄懂问题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我觉得其实都跟记者平常去查找资料、弄懂资料有很深的联系。这就使我产生了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的想法。

G：可能您的很多同行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有跟其他记者交流过吗？

F：有，我现在这个研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去深入地了解同行们遇到的问题。简单说，（公开资料搜集）确实是所有同行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不光是调查记者，就是普通跑口的记者、做日常新闻的记者其实也经常遇到。比如说，记者因为写稿需要，得找到一项政府出台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如果是由几个部门，比如说卫生部牵头，与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一起出台，那可能在后者的网站上就找不到。记者往往需要找很多政府官网，一条一条去搜，很耽误时间，但并没有多少难度。这其实浪费了很多记者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问题很普通，应该由更智能的方法去解决。

还有一些需求，比如说当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引用了一条政策，我想知道这政策最早什么时候出来的？最先是谁发布出的？想找到第一信息源也很难。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基本但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跟同行交流起来，我发现这些确实是大家共同遇到的问题。很多记者的工作都很辛苦，如果前期就把太多时间浪费在了这种机械搜索中，非常可惜。

G：能理解成这个信息数据库本身的建立就有问题吗？

F：是的，但很多信息就在官网上。这个应该也不只是中国记者的难题，很多（其他国家的）政府官网，假如他们没花足够心思在网站建设上，或者没有像互联网公司那样专业的人才，做到搜索最优化，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简陋原始的网站，所有信息就这么放在上面。

G：您觉得通过培训这些记者，能够提高搜索信息的效率吗？

F：我觉得应该不能，因为我了解的这些同行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我认为，这不是他们能力的问题，确实是基础设施的问题。

G：您的外国同学也有类似的问题吗？

F：我们大家的方向不太一样。我们18个人被分到了四个组里。

我这组的主题叫做Holding the powerful accountable，就是监督权力，我的研究方向是监督权力的一种方式。我这个组还有一位巴西记者，他研究不同国界的记者如何合作。

第二个组的主题是“Challenging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如今假新闻满天飞，尤其是在美国，特朗普竞选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假新闻事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假新闻？人们为什么会去相信这些假新闻？怎样能辨别假消息？怎么样去重塑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感？这是美国记者所忧虑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遇到了，比如有时候微信上刷屏的一些（假）消息，大家都会纷纷转发，信以为真。

第三个组的主题叫做“Eradicating news deserts and strengthening local news”，消除新闻荒漠，使地方新闻更加强大。在美国的小城镇媒体生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广告已经不愿意投给普通报纸和电视台。一线城市的大媒体或全国一级的大媒体可能资金比较充裕，能雇佣很多记者、编辑，但在小的媒体市场，没有人愿意花那么多的精力采集本地新闻。真正的社区新闻和小镇新闻怎么办？谁去为他们服务？这是美国当前很棘手的问题，在未来也许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最后一个主题是“Fighting bias, intolerance and injustice”。我觉得这是美国、西方世界比较常见的问题。在我们的媒体机构里，女性地位有没有男性雇员这么高？不同的记者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去写、去报道的时候，会不会带有自己的偏见？比如说去写一些（特定）人群，譬如报道关于同性恋的话题时，会不会对他们有偏见？对于大多数都是汉族人的中国来说，记者报道少数民族时会不会有偏见？

这四个问题虽然不尽相同，最后其实是殊途同归。

G：您会跟硅谷的技术人员合作解决您的问题吗？迄今为止有什么研究成果？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F：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来这后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法，叫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这是斯坦福大学最先提出创立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和平常的科学研究不一样，科学研究是，你去寻找事实，对一个事件做出论断，由此进行下一步的研发。比如我想研究火箭，我要经过很多的测算，最后造出这个火箭来。

但是我们研究的这些问题不是科学研究，它是开发研究。开发研究就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想想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真）问题？是不是别人也有这个问题，还是只有我遇到了？所以首先，我要去了解我的同行们需要什么，记者们需要什么。这是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能用哪些办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帮助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我也许不需要用技术去解决，也许可以靠组织架构去解决，可以靠更好的培训去解决。

你刚才问会不会跟硅谷的人员合作，我现在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的研究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技术也许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也许还有其他方式能给记者更好的支持，促进相互的交流合作。

可能我会有一些软性的解决方案，达到最后的目标。中间这个过程会经过不断的迭代，它是螺旋式的，不是线性的。

采编/Lizzy

编辑/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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