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就是迎着雪崩寻找那朵雪莲 | 汶川地震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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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新闻专业期刊《新闻与写作》专栏文章,刊登于2018年第4期。全球深度报道网经授权转载。


震感是从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多传来的,很微弱,又闷又远,像大地在极深处打了个哆嗦。随后,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7.8级(后修正为8.0级)。

当时我正在广州采访,回去后打开MSN,报社的群已经聊开了。震区已成孤岛,所有电话都打不通。编辑部决定分批入川,我被分到第二批。震后约一周,我抵达成都。

此后一个月,我先后到了都江堰、绵阳、什邡、北川、马尔康、汶川、理县等地,记录着悲伤和疮痍。在我不算短的职业生涯里,灾难报道从未缺席,从洪水、雨灾、泥石流、到厂矿爆炸,但只有在汶川地震面前,生活隐藏的黑洞才如此真实,美好轻盈的日常被打破,换来某种重。那种巨大的撕裂和幽暗,至今我仍认为是很糟糕的回忆。

既然命运的轮盘难以抵挡,就总要有人去做那个“坏消息先生”,记者就是其中的一群。灾难报道是记者的成长课,作为社会应对机制中传播环节最专业的一环,记者的报道能平衡信息差,协助社会肌体协作和资源调度,并为历史留下注脚。

 

情绪这个敌人

单从操作流程上,灾难报道和常规报道别无二致,该做的一样不能少,挑战反而来自寻常处,例如情绪,尤其站在大灾大难的现场,作为自然人的情感反应几近必然。总体上,我的建议是:珍惜这份人性天然,并将其关进笼子里

这一点,汶川地震中我先期抵达的同事做得很好。他们深入震区的那一周,我在广州总部做后方支援,对他们发来的冷静克制的报道深感敬佩。直至我亲眼见到他们,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老记者谢海涛又黑又瘦,眼睛红肿。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见不得人哭,一看到生离死别的场面就受不了。然而,在老谢身上,泪水和勇气并不成反比。北川封城的晚上,他拉着我说,准备摸黑翻山潜入。北川是地震中受破坏最严重也是最恐怖之地,县城几乎被活埋,死亡和失踪超过1.5万人。

每一次灾难都会诞生一些煽情催泪之作,更有甚者通篇只是告诉读者他有多么伤心。老实说,我非常不认同。记者的自我代入感太强,最终伤害的是公众感知。为事实喜怒悲怨是读者的权利,而非受制于某种先入为主的暗示。记者的本职是了解更多真相并如实传递。

驯服了情绪后,冷静判断才成为可能。一个突发灾难通常波及一定范围的区域和人群,去哪,找谁,做啥,成为一个需要快速判断的问题。对应有三个原则: 到离事件最近的地方去;找受影响最大的人;就地采访

这三点都不难理解。汶川地震发生时,“孤岛”汶川自然是各方的首选之地;震中的灾民和率先抵达的救援人员也是合适的采访对象。第三点容易被忽视,灾难发生时,生命和故事的存亡都以秒计,记者在现有条件下的第一声发问和救援人员挖的第一块石头,性质是相似的。你打通的第一个灾区朋友的电话,途中交通工具的邻座,都应该成为你素材的来源。我认识一位同行,去成都的飞机上就开始采访,刚着地就发回第一篇稿子。

这种状态应贯穿整个采访期。大灾发生,各媒体都会成立前线指挥部,负责选题策划、编辑和人力调度,时效自然是首轮竞技场,各家那三把斧都差不多。接下来就是拼角度和深度了,各家的策划案会因人力、掌握的信息和理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个阶段,记者的单兵作战能力就得到凸显。

震后约两周,羌族命运进入编辑部的议题清单。汶川是羌族聚居地,这个历史上命运多舛的民族,震后会怎样?我想去看看。但编辑部给的路线建议很不靠谱,需要徒步穿越原始丛林。

我这样解决这个问题:我先在地图上找出有公路途径的羌寨,再跑去汽车站,拼凑出一个超过20小时的转乘方案(震中附近的道路全断了),然后我再到二手书网站同城交易了两本羌族史,还通过当地同行找到一位在马尔康的羌族研究者,通过他我又知道了一位民间羌族博物馆馆主……

最终,通过数层延伸和筛选,我锚定了汶川阿尔村、萝卜寨和理县桃坪寨这三个点,它们成了我的长篇特稿《羌寨离歌》的主要取材地。实际上,这个案例除了是我亲历外并无特别之处,那些钻进了救援部队的直升机和冲锋舟的同行更值得请教。但道理是一样的,还是那句老话:办法总比困难多。

作者在汶川地震现场

 

和他们在一起

阿尔村躲在汶川西郊的丛林里。国道走一段,就拐进一条悬崖路,沿杂谷脑河的指引,尽头一处平缓山谷就是了。

汶川境内的公路大多被震碎,从成都到这本不到4小时的路程,我花了一天一夜。震后初期,大部分资源和注意力都优先城镇,救人为要务,尚未细化至民族文化挽救,羌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也并非无人关注,但大多在城里找民族学家,我认为应该去村庄。

我的摄影师朋友大多信奉罗伯特·卡帕的一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你离得不够近这同样适用于写作,除非你是亲历者,不然必须到故事的源头并花上足够的时间,你才明白灾难真正的样子。

有些记者的习惯不好,喜欢坐在指挥中心等数据或在宾馆看直播。汶川地震期间,某电视台同行就在酒店里连线演播室,“大概、可能、也许”地回答着,场面相当尴尬。

抵达阿尔村的第一个晚上,我就知道来对了。村主任逐户通知,四面山体随时滑坡,寨子会被“包饺子”,三天后全体撤离。族人们立即围着火塘讨论要带什么走。有人要带上祖传的法器,有人要带神龛,有人要带瓦罐,还有人想带猪。羌族数千年来一直在迁徙求存,而我刚好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晚上,坐在他们再次启程前的火塘旁。

阿尔村是一个典型的羌族村落,其保存之完好让国际学者也频频踏足。也许因为这样,村里诞生了觉醒青年余永清。十多年来,他骑着自行车做本族文化研究和保护,积累了40多万字笔记和3万多张图片。在崇山峻岭也挡不住商品化的年代,他即使在老一辈眼中也是傻,但越是如此,越是好的故事样本,里面有人性的冲突。

好的新闻故事永远追寻一抹光,尤其在艰难的日子里。不招人怜的余永清成为了我地震一周年回访特稿《千年之变,羌去何处?》的主角。我们还成了好朋友。他拉我喝手酿的白酒,我让他给我讲释比(羌族巫师)。

这些洋溢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传说让我着迷,现世冲突也有,尤其是一对释比兄弟,哥哥从安置地逃回荒村,与祖灵同在,弟弟却爱上了山外人间。我当时的同事刘俊非常喜欢这个二元对立式故事,独进深山,以崴了一只脚的代价换来特稿《释比兄弟》。

好故事从来不会唾手可得,它是武侠小说里那朵美得不可方物的天山雪莲,你必须千里相寻,还有极好的运气,才可能在某次失足滚落时遇上。无论如何,尽可能地接近现场,和有经历的人聊聊,总归没错。

而在灾难中寻求故事,原则也大体相仿。如果说难,那就是你再筋疲力尽,也要迎着雪崩的方向。

汶川阿尔村(图片来自互联网)

 

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

看到这里,你可能发现,在我以上的叙述里,故事的载体经由大视角向小个体延伸。这是必然的,中青报“冰点”主编从玉华说过,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我对此再同意不过了。

这句话最好的例证之一就是汶川地震期间中青报记者林天宏的《回家》。它的开头很质朴,也很直白,却有风眼中那种静默的巨力——

在前往地震重灾区映秀镇的山路上,我第一次遇见了程林祥。

那是5月15日下午大约2点钟的时候,距离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已近3天。大范围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摧毁了通往映秀镇的公路和通讯,没有人知道镇子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只能跟随着救援人员,沿山路徒步往里走。

……这时,我看见一个背着人的中年男子,朝我们走来。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略有些卷发的男子,面部表情看上去还算平静。背上的人,身材明显要比背他的男子高大,两条腿不时拖在地面上。他头上裹一块薄毯,看不清脸,身上穿着一套干净的白色校服。

同行的一个医生想上去帮忙,但这个男子停住,朝他微微摆了摆手。“不用了。”他说,“他是我儿子,死了。”

 

——《回家》

这段白描,倾尽了命运的无常和悲伤,没有高大全,没有光环,都是如空气般寻常切实的东西。只要稍品尝过人间烟火,都会被一种强烈的代入感俘获——那种概莫能外的命运紧裹和无力反抗。

文章刊发当天,作者林天宏坐地铁回办公室,路上突然涌进无数电话,各种年龄,各种职业,都在同一天被这个“父亲背着死去的儿子”的故事击中。

类似的操作在“冰点”还有很多,例如《永不抵达的列车》、《拐点》等。于纤毫见大千、于无声听惊雷,这些哲学在写作中同样有效。

《回家》中背着亡儿的程林祥(图片来自中青报冰点)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做,就请做一个好人

记者在冷与热之间的压抑和分裂,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灾难报道中记者的精神应激问题,是学界和业界的长青议题,然而公众大多无感。相反,记者一些言行则容易被放大并招致恶感。

先说第一点。在都江堰聚源中学的救援现场,我在巨大的瓦砾中不知所措,只是徒劳地打转。突然,一股味道直冲我脸,腐焦中带着甜,我知道那是死亡的气息。后来,一个小女孩跟着我,硬要交给我一个掉了封面和扉页的笔记本,我在阳光下看了,记录的是一个初中女生成长的情愫。我想找刚才的小女孩,却已经找不着了。

我不知道本子的主人是谁,从防疫角度我又不能带回去。于是,在学校侧面的江边,我把它烧掉了,并附上足够多的祝福

当天晚上,我产生了幻觉,一闭眼就看见几个少年站立在床边。我不迷信,但也相当费劲才熬过这一夜。第二天,我遇上了一支香港心理志愿队。我和其中一名医生说了情况,他给了我名片,说还这样的话尽快找他。

可能我心大,也可能太累,次晚幻觉就消失了。我还听说一些同行睡在尸体旁甚至尸袋里。我知道记者一向将勇气视作勋章。但我的建议是:对自己真诚一点,感觉不妥了就主动求助,在专业人士眼中,你是冲锋陷阵的战士还是抱着毛毛熊的小女孩,区别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大。

第二个问题有些复杂。在历次灾难报道中,采访失范总是副产物。例如功利化、漠视他人痛苦或隐私。在追寻恶因的道路上,又会遭遇很多道德的“两难”:记者应该先救人还是先拍照?突破调查和尊重隐私的界限在哪里?提前写好讣闻是嗜血还是尽职……

没有人敢说都能回答好,尤其是第一次触摸灾难的时候。2013年雅安地震,奔赴现场的又是一批新面孔,我也已转为编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年轻记者的彷徨。当时我给他们的建议是——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做,就请做一个好人。如今我依然这么认为。

这基本是我所能想起的灾难报道的建议,它们并非金玉良言,只是在某个时刻我碰巧这样做了并在此后深以为然。灾难报道的复杂程度远不止于此,就连出发前的装备选购都大有学问。说到这里,我至今仍保存着一个有指南针和温度计功能的哨子,是去汶川前一个驴友建议买的,他说一旦被埋了,吹这个比什么都顶用。

于是,那些天我一刻不离地将它戴在脖子上,还时常想象着某个危急的时刻,像《泰坦尼克号》里露丝向深海吹响长哨一样,也上演点什么悲壮的东西。当我就这样壮怀激烈的时候,一个掉了门牙、坐在废墟晒太阳的老汉朝我招手,乐呵呵地问:“小伙子,你是体育老师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我听过最悲伤的笑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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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伟民,资深媒体人,曾任ZAKER总编辑、南方周末特稿编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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