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再只是一个故事:当记者“放弃”客观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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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n Clarke.

报道尼泊尔内战的时候,《尼泊尔时报》主编Kunda Dixit很快就丢掉了他在新闻学院学到的一点——做一个客观的观察者。

“人们指责我越界了。”在第三届亚洲深度报道大会的“战争罪案与历史创伤报道”研讨会上,Dixit告诉在场的记者。“我们应该坚持公平,而不是客观。保持公平的目标是争取正义。”

尼泊尔内战造成了超过17,000人死亡,将近1,300人失踪。Dixit认为,饱经战争蹂躏的尼泊尔人并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关注。因此,他开始向公众征集战争时期的照片,最终收到了3,000多张来稿。2006年,在战争结束大约七个月后,Dixit发表了照片集《一场人民的战争:尼泊尔战争影像1996-2006》。

“人们强烈的情感会通过看这些照片得到宣泄,”Dixit说,“这有助于他们的自我治愈。”照片集在尼泊尔国内十分畅销,Dixit于是决定带着照片到全国展出。展览覆盖了全国75个地区中的45个,共计50多万人次出席。

美联社记者Martha Mendoza也是本场研讨会的讲者之一。Mendoza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并曾前往包括韩国、墨西哥和巴拿马在内的多个国家报道战争罪行。她认同Dixit的观点,“保持客观”这一传统的新闻报道要求,并不适用于像战争这样的议题。

“当你对战争或历史性创伤事件进行报道,无论喜欢与否,你都已经参与到这一事件之中。”Mendoza说。

Mendoza讲述了她报道“老根里屠杀”的经历。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士兵在韩国老根里村用机关枪扫射一群手无寸铁的逃难平民,当场造成300多人罹难。(编者注:该事件一直被美国当局掩盖,直至被Mendoza的调查揭发。)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调查记者、制作人Allan Clarke是另一名主讲嘉宾,他分享了自己与信源以及报道主题产生紧密关系的故事。在过去五年里,Clarke一直在调查澳大利亚国内一件尚未破解的谋杀案,该案的受害人是一名叫Mark的原住民男孩。

“刚开始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我还是能够‘置身事外’的,但到了某个时候我就越界了。”Clark说,“我的许多编辑都告诉我,我靠得太近了,报道不够客观。”

Clarke本人也是澳大利亚原住民,他想要帮经常遭受歧视的边缘人群发声。他意识到,他个人为受害男孩的家庭和调查都投入了太多,但他认为,那样的方式是驱使他完成报道的动力。

这三位讲者的信源都愿意讲述他们的故事,尽管讲述的过程意味着重新挖掘可怕的回忆。许多尼泊尔内战幸存者,失去挚爱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家庭,韩国遇难平民的家庭,后来都因为报道而站了出来。这一类报道通常会重塑报道者与信源之间的关系。

“如果信源叫我不要报道某个故事,我绝不会报道。”被问及采访原住民的细节,Clarke如此表示,“对我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故事。”

Mendoza同样向她的信源保证,她不会“代表”他们来讲述故事。她会提醒信源,那不是关于她的故事。

Mendoza发表于1999年的老根里惨案调查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迫使美国和韩国政府展开联合调查,并将当年暴行发生的事实公之于众。

有一名老根里幸存者的儿子也来到了研讨会现场。Mendoza对他出席会议表示感激。在当年战争罪案发生之地韩国讲述调查往事,这让Mendoza感慨万分。

她向另外两名讲者致意:“想必你们也都明白,这样的一份调查已不再只是我的故事。”

 

编译/Vickie Liang

编辑/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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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l Padilla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学院的数据与调查奖学金获得者。她曾为USA Today、Patch.com、FilAm Magazine、The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等媒体供稿,并对The Cincinnati Enquirer的《海洛因七日》( “Seven Days of Heroin.”)报道有贡献,该报道后获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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