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公开信息制作调查短片《杀死卡舒吉》,纽约时报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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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制作的视频报道《杀死卡舒吉:冷血沙特的暗杀行动》

去年底,《纽约时报》上一则名为《杀死卡舒吉:冷血沙特的暗杀行动》的视频新闻深深吸引了我。甫一开场,视频就用蒙太奇手法快速闪过一张张男人面孔,同时伴着冷峻地旁白:「夜像死亡一般寂静,15个男人布下陷阱,等待目标出现。」在8分33秒里,嫌疑人、背叛、谋杀、掩盖罪证等情节轮番出现。像解谜一般,视频讲述了去年10月,一群沙特特工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内杀害且肢解记者卡舒吉的行动。

自2017年起,纽约时报开始用视频制作一系列调查报道。《杀死卡舒吉》就是其中一个生动有力的佳作。大部分的视频调查报道使用的影像材料都来自公开信息,比如监控录像、卫星或者无人机拍摄的图片、在 Facebook、YouTube 流传的视频,或者从警方、目击者取得的视频及照片等等。这些能公开获取的音像材料是如此丰富,诚如纽约时报「视觉调查组」(Visual Investigations team)的口号所言:「今天,摄像头几乎能捕捉到所有的新闻。我们仔细拆解每一帧画面,重现新闻,挖掘真相。」

大概十几位新闻人员参与制作了《杀死卡舒吉》,其中包括记者、制作人、研究员、视频记者等等。要讲述这则关于沙特特工,并影射沙特王子为幕后操控者的新闻,团队使用来自监控录像、新闻片段的新闻素材,并在社交媒体的信息海洋中打捞出关于嫌犯的各种信息。视频里运用了音频、图表和地图,大约1250字左右的旁白从两条线索呈现整个新闻:卡舒吉前往沙特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办理结婚所需的手续,同时一群沙特特工伺机谋杀并试图掩盖罪行。

我也在报纸做过调查记者,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全新的报道方式,我联系纽约时报视觉调查组的高级故事制作人 Malachy Browne 以及他的同事 David Botti。以下为我们的访谈。

你们能介绍一下《杀死卡舒吉》的制作过程及花费的时间吗?

Malachy Browne.

Malachy Browne:我们是在纽约某个晚上的7点钟开始工作的,那时土耳其媒体刚刚发布了15名涉嫌参与暗杀的人士的姓名及模糊的照片。我们用多种方式报道了这则新闻:印在报纸上的报道梳理事情经过的信息图示以及一条视频,里面呈现了我们掌握的全部信息。我们隔天就在报纸上发表了相关报道,但最终的视频调查花了一个月才完成。

我们先在内部共享了一份文件,里面梳理了这15名嫌疑人士的基本信息、他们在沙特政府担任的职务以及与沙特王储的关系(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利用航空记录、监控录像大使馆的位置以及他们下榻的酒店勾勒出嫌疑人士的移动路线等信息。我们从这些信息开始调查。

视频的工作人员表显示,除了你俩,还有18个人参与了制作。他们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Malachy Browne:视频调查报道动用了编辑室里许多人力。在贝鲁特和伊斯坦布尔的 David Kirkpatrick、Ben Hubbard、Hwaida Saad 以及 Carlotta Gall 翻遍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新闻,试图从土耳其与沙特的调查人员获得情报,并每天汇总土耳其媒体发布的消息;我和 Christiaan Triebert 负责从社交媒体及网络搜集嫌疑人的信息、行踪以及在大使馆内的行动,并和负责搜集沙特推特上信息的人士互相验证。

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个邮箱地址找到解剖学专家 Salah al-Tubaigy 的社交账号。我们由此找到他发表的学术论文、参加的学术会议、担任的国家委员职务、新闻报道、曾获得的澳大利亚法医病理学奖学金等等,通过多种信息我们确认他在政府内部担任相当高的职位。

我们的信息图表编辑 Anjali Singhvi 以前也是位建筑师。他通过在大使馆内部拍摄的影像资料、对摄影师的采访以及同事 David Kirkpatrick 早先搜集的信息,标记出卡舒吉在使馆内被捕获的位置。布鲁塞尔的 Steven Erlanger 通过自己在外交关系方面的线人确认,其中一名关键嫌疑人 Maher Mutreb 曾是沙特驻英国的外交专员。David Botti 和 Barbara Marcolini 通过搜寻 Mutreb 的档案照片确认他曾在沙特王储数次海外访问中,担任主要助手。

法国的 Alissa Rubin 接触到曾为沙特王室工作的人员,他为我们确认了另一位嫌疑人。华盛顿的 Adam Goldman 则通过自己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线人,确认了我们搜集到的部分线索。而我们在西雅图、硅谷、休斯顿、波斯顿以及纽约的记者也尽可能搜集更多信息,以更加了解哪些曾与沙特王储一起进行海外访问的嫌疑人。

在制作《杀死卡舒吉》时,科技的发展对有哪些帮助呢?

Malachy Browne:我们能通过机尾编号追踪航班,通过比对机场的安全监控录像及卫星图片在飞机起降时对其进行地理定位。我们从机场内拍摄的大量照片及视频知道嫌疑人由何处通过护照检查;沙特境内一款流行的手机软件可以确认部分嫌疑人的电话号码及他们在政府部门担任的职务。我们对一些嫌疑人进行了人脸识别,但作用不大,反而是同事根据面部特征进行的比对,效果更好。

科技会对视频记者讲故事的方式产生什么影响?他会做到某些平面记者做不到的事吗?还是正好相反呢?

Malachy Browne:现在的调查记者都能获取大量与声音、视觉相关的调查线索,无论是一段电话视频、一条 Instagram 上的帖子,一张卫星图片、地图、谷歌街景、警察的对讲机、领英(LinkedIn)上的简历等等。视频记者要做的就是仔细分析、将散落的事件联系起来、厘清媒体的疑问。

纸媒记者也许会引用目击者或者社交媒体上的一段信息指,某个星期六夜晚8点,叙利亚境内发生了化学袭击,而叙利亚当局会强烈指出报道不实。双方说法不一,真相扑朔迷离。但如果对视频证据进行严谨地分析,或许就能证明这场袭击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发生,能用一种十分透明的方式揭露政府的谎言。

纸媒记者当然也能把这一切分析写下来,但是阅读和观看视频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我们的视频报道里,使用了信息图、引言、脚本,把各种复杂的证据仔细地组织起来,成为容易理解、一目了然的故事。

视频记者一般会采用哪些叙述模式呢?你们会借鉴传统的方法吗,比如从出场、铺陈、高潮写到收尾和结局这种经典模式?

David Botti

David Botti:这要视新闻而定。我们的视频多半是分析性的,在长篇报道和文学作品中使用的典型叙述模式常常不太适用。一般来说,我们会在视频一开头提出某个问题,然后努力在结尾提供回答。大部分时候我们根据时间顺序编排故事,或者通过展现不同证据层层推出答案。目前看来,这种呈现复杂调查的办法,容易阅读,效果最好。

在你们看来,用视频讲故事和用视频做报道有什么不同呢?

Malachy Browne:视频报道有很多种,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分析视觉化的线索,对新闻提出新的洞见。这包括分析音频、为了帮助团队更好理解细节而创立 3D 模型,或者说积累地图和数据信息以更好地诠释某种现象。

用视频讲故事是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某个复杂的故事、重现某个事件,提供更好的观众体验或者一目了然地支持或反对某个观点。

一般认为,人们不会观看超过1分半钟的视频,但你们的视频却往往比这个长得多。在你们看来,观众会喜欢看多长时间的视频呢?

David Botti: 有段时间,我们这些搞网络视频的的确觉得短一点会好一点,不过这是在 Facebook 上的视频主要还是以文字为主的时代。现在长视频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这要部分归功于 YouTube,这个平台的观众和算法似乎都更喜欢长视频。而《纽约时报》网站上的数据显示,我们的读者还挺愿意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看视频的。只要故事需要,我们会定期发布长达10分钟的视频。数据显示,观众的留存率还挺高的。只要掌握好视频的节奏、提供一个有原创内容的好报道,讲述方式干脆利落不啰嗦,长视频也会有观众。

从相片和图表到像你们一样只用视频阐释新闻,除了科技发展,还有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变化?

David Botti: 好些原因促使出版商关注视频,比如为了广告收益或者赶上社交媒体上的风潮。我们也相信视频是讲故事的强大工具,在新闻报道中可以多加使用。另外,人人都能随时随地拍照、拍视频这个事实促成了视频调查报道的发展。在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中,往往能找到从各个角度拍摄的海量图片,记者们有足够的材料深挖。卫星行业的发展也让人们更容易获取卫星图片,这意味着到处都有人在看着,更多信息在被分享。

纽约时报制作的视频报道《杀死卡舒吉:冷血沙特的暗杀行动》

为什么《杀死卡舒吉》和其它视频调查报道会拥有强大的叙事能力?

David Botti:我们选择报道的故事,一般都具有很大的张力及很高的风险,这本身就比较吸引人。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在视频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或难题,然后带着观众一起深挖各种线索。我们会用图片向他们展示眼前的事物暗藏玄机,比如说让观众注意卡舒吉替身所穿的鞋子或某个军营的徽章。这些技巧都是为了吊起观众的胃口,并设法留住他们。

最后一点是,我们大部分的故事都是为了讲出真相,戳穿权贵欲盖弥彰的行径。这些故事本就非常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你觉得文字人能从这种新型的叙事方式中学到什么呢?

David Botti: 首先,要开门见山地让观众知道他们能从视频中知道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关心条新闻。其次,要让观众参与到记者逼近真相的过程之中,一点点地展开整个故事。不要害怕展现或者重提一些你觉得太明显的东西,这是为了确保观众不会越看越糊涂。

但在下笔之前,更重要的是学会挑选故事:你一定要选择能造成影响、画面好看以及能提供新观点的故事。

在关于 Stephon Clark(注:在自家后院被警方击毙的黑人父亲)的视频报道中,一开头旁白就说:「请注意,本视频可能会造成观者不适。」其实许多视频报道都有这个特点。你们在制作期间,也会受到情绪影响吗?

Malachy Browne:有时候的确会挺难受的。当我们试图重建杜马受到沙林毒气袭击的住宅区时,要不停翻看好些5-7秒的视频片段,这是个让人心碎的过程。虽然我们并没有在现场亲身体验这一切,但这接近某种替代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为了其他同事着想,你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

不过看见无辜的平民被杀害,也会驱使我们更好地挖掘真相,把故事告诉世界。

对于那些想要用视频讲故事,但经费和人手都不足的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Malachy Browne:你需要通过反复练习才能掌握获取开源信息的技能,这方面可以关注推特(Twitter)上名为 OSINT 的社区。你可以从 Bellingcat 上了解需要用到的研究工具,而全球深度报道网上有很多有用的建议。你可以用 start.me 或者谷歌账号建立数字工具站。VerificationHandbook.comFirstDraftNews.org 这两个网站能教给你很多验证开源信息的方法。你要每天勤于练习,并从自己仰慕的记者那里学习及改进讲故事的技巧。

以下为 Malachy Browne 的更多推荐:

伦敦的 Forensic Architecture 和布鲁克林的 SITU Research重构事件/事物方面表现突出;

BBC Africa Eye 为与开源社区合作做出了示范;

ProPublica 也推出了视频调查报道栏目;

在视频叙事方面,由 John Woo 和 Adam Ellick 2015年有关阿富汗妇女法尔昆达被殴致死的视频报道是这方面的先锋;

报道方面,我一直极为欣赏英国第四台(Channel 4)新闻组的工作。他们在有关叙利亚的纪录片中使用了来自目击者的视频片段;

Sebastian Junger的《人间地狱》(Hell on Earth,2017)、Jehane Noujaim的《埃及广场》(The Square,2013)以及Sara Ishaq的《卡拉马没有墙》(Karama Has No Walls,2012)也同样使用了目击者视频,并创造出令人难忘的故事。


本文首发于 Nieman Storyboard,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转载,因篇幅所限有所删节。

Chip Scanlan 是一位屡获奖项的记者,作品见于《纽约时报》、NPR、《华盛顿邮报杂志》以及《美国学人》等刊物;他的两篇作品曾入选”最佳美国文章”。他于1994-2009年间在波因特学院任教,目前在弗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市居住及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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