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C19 侧记：我遇到了三十年前的偷渡报道者

第十一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现场。图：Raphael Hünerfauth

一

“我是1990年去的你的家乡。”

在第十一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现场，演讲嘉宾之一、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创办人及首任总监陈婉莹老师告诉我。我怔住了，为这种神奇的际会感到惊讶。

我的家乡是福建长乐，有名的偷渡之乡，那里有超过三十年的偷渡移民的历史，乡民的足迹遍涉美洲、欧洲、日本、大洋洲。而其中，乡人潮水般去往的目的地，是美国。

1990年，陈婉莹老师在《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当记者，在操作一个从中国去美国的偷渡客专题。她在 一篇文章 中写到，“这样的偷渡客当时数以万计”。这是重要的移民议题，尚未见诸媒体。陈老师在纽约苦觅合适的采访对象。有天，她在纽约路边碰到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双手合成作拱形状”，对她说——“美国像个坟墓，能进来、出不去”。

陈老师当时就决定要写这群人的故事。机缘巧合，她找到了一位叫做周爱民的偷渡客，巡着找回他的家乡——福建长乐。而后新闻史上诞生了陈老师的偷渡客主题名篇。周爱民后来也成了她的朋友、线人和消息来源。陈老师告诉我，她此后长年关注偷渡报道，还参与拍摄过一部纪录片。直到去了香港，才没再继续追踪。

《纽约每日新闻》当年头版报道了中国去美国的偷渡客的专题，并以周爱民的相片作为题图。（图片：陈婉莹）

我很开心，告诉她，大会结束后我会趁国庆假期，展开自己的偷渡往事寻访计划。通过家乡的老乡会，我找到了现在在德国基尔、法国巴黎生活的“偷渡客”，还有生活在比利时列日的表哥，都打算去一一拜访。家乡一直是我做报道、书写的关注，便想趁来欧洲，为日后展开系统、庞大的书写计划建立背景认知和寻找线头。过几年，我还想去一趟美国，寻访那里的偷渡故事，那里将是书写计划的大头。

这个路径，是和陈老师当年相反的方向。

陈老师问我，你是长乐哪里的？

我说了渔镇的名字。她说去过。原来早年间偷渡，其他镇的人都汇集渔镇海岸线，小船换大船，去曼谷（曼谷是当地的偷渡集散地、中转站，非法移民于此弄假证件），再去往远方。

哈，这神奇的际会。一晃三十年了，乡亲们当时走险去国，现在很多已在全球各地安家营生。

当时是九月底，我本想去拜访的一个渔镇老乡当时正身在北京。国庆七十周年，他作为欧洲侨领，被邀请观礼。我感觉有些恍惚，因为从小耳闻偷渡故事，不乏伤悲的，有人没有好运气，走险去国，却葬身于海水，山路，荒郊。

陈老师鼓励我的走访，还和我约定，明年让我带她重访长乐，把三十年前她走过的路重走一遍。

我很兴奋，从小生于兹、长于兹，我太知道偷渡潮影响之深之远。不止是悲辛和离殇，它搅动的浮夸民风投下了阴影，长久地罩着家乡的婚丧、住房和其他生计，甚至我个人的生命轨迹。

大会结束后，我便开始了原定计划的走访，也陆续将我的心得与陈老师交流。我听到了不少类似“美国像个坟墓，能进来、出不去”的表述。例如我表哥提起的一个说法——“没身份，十年监禁；有身份，终身监禁”。筹了几十万钱出国，辛苦打工，还上了，又攒了不少，然后呢？是呆在异乡还是回国？没身份的移民，得下狠心，回去就不能再出来了。有人便等，一等三十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有一个乡人，就没有足够运气，现在还是黑工。

还有乡人和我说了当时欧洲的蛇头网络，它涉及黑帮组织，而这个黑帮的源头是香港的14K，它由更早前离开大陆的国民党人创办。这风云际会，也太神奇激荡了！还有关于老乡圈子里流传的“偷渡皇后”郑翠萍的故事，她是一个叱咤寰宇的女蛇头，主要的人蛇网络在美国。我查资料，才知道陈老师拍的纪录片就是关于她的，有外媒写到，“她的底细只有陈婉莹知道”。

我感到意外，偷渡故事的丰富性超出我的想象。我曾以为，相比我曾做过的选题，我应该会比较熟悉这些故事——因为是家乡事体，从小耳闻。但当我以故事采写的路径去开掘，细聊，从源头开始，一点点问，便感觉很开阔，所获得的经验素材是新的。也因为这样的故事天然有传奇色彩，讲述者自己会补充很多时代背景、国别政治的信息，便使这样的讲述超出了人间故事的维度，可以企得更高。

二

我是以撰稿人的身份参与这次大会的，主办方选择我做 fellow，一个重要的参考项是我在2018年公开发表的“莆田弃女”系列报道。那也是我的家乡故事。家乡古来重男轻女，一直有杀女、弃女的传统。

2018年春节返乡时，我是自由撰稿状态。因为一直对返乡书写感兴趣，此前也有一些浮浅的返乡笔记和观察公开发表，但是舆论场一直对于这类型书写的视角和呈现有争议，例如认为这是带着精英视角的批判，而书写者长期客居异乡，和故乡也有所区隔。我也有一些反思——我抒的胸臆，是不是局限在个体的情绪里，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家乡，我逃避之，批判之，甚至拒斥去走近它，了解它。我选择长期在北京学习生活，因为它是一个真空，一块飞地，可以让我不回家乡。因为作为一个女性，在那种轻女的乡风里成长，并不愉快。从小我便是一个被嫌弃的多余的女孩。

本文作者陈少远所撰写的“莆田弃女”系列报道

当时我近而立，经过了几年的媒体训练，变得强韧了些。当时我就想，既然一直有书写兴趣，干脆趁我是自由身，沉潜下去，用一种更抽离的状态去打捞采访我的家乡。所以那个春节假期，我便从家乡的渔业生产、教育、家族历史等面向随意去找人采访和聊天，过程中我发现了“莆田弃女”的往事——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有规模数万的弃女，从我的家乡和其他有着类似传统的地区，被源源不断地送往莆田。其中多数是养作童养媳，她们不少人备受虐待、侮辱和伤害。而这些背后，更有惊人的女婴被贩运的血泪细节。有评论者说，这系列文章诠释了弃女和童养媳的“产、供、销”一条龙服务。

“莆田弃女”群体呈现出复杂的面向——不止有被弃群体思亲寻亲的心路，就如曾出现在大陆公共视野里的“江南弃儿”，两个群体有类似的被弃而孤绝的情感体验；也不止可追问她们为何被弃，如“邵氏弃儿”，两者背后皆有当时政策的大背景；它还呈现为突出的女性问题——女性被弃、被辱、被伤害而无力自救的群体命运，极端而沉重。尤其是其中的童养媳群体的女性境遇，非常令人心酸。

在会间的交流中，我把这系列故事推荐给陈老师和台湾的同行。因为，莆田太值得书写了。早几年的魏则西事件揭开了莆田系民营系医院和百度的竞价排名，舆论为之震惊。而莆田在木材、打金等领域，也在全国把生意都做到了顶尖。有学者称之为“家族资本主义”，这种以宗族网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比现代商业契约更具凝聚力，实效也更强。莆田人也被称为“中国的西西里人”或“东方犹太人”——我觉得前者更贴切，他们去往异乡，就像《教父》里的故事，开疆辟土，披荆斩棘，有血泪，当然也有苟且，而所有针对异乡人的坏心思，在宗族和乡土的逻辑里都解释得通。

人们常说中国魔幻，很多公共事件闻之荒诞，但都能找到它的现实土壤和合理的逻辑。我觉得，乡土里的魔幻现实很值得书写。如果你以“海外中国研究”或汉学的视角，又或者何伟那样的外来作者视角去书写，便会发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然，这是深潜和打捞的书写路径，和热点新闻、调查报道的路径不一样。

我告诉台湾的同行，之前听闻有不少莆田人去往台湾的。莆田和台湾一水之隔。莆田的“界外”是古来的贫瘠之地，这些地区的贫苦家庭就是莆田弃女多被送往的地方。而这个“界”会形成，就是清朝时台湾被日本侵占，为做防守而设。

一位台湾《天下》杂志的同行告诉我他曾操作的选题——在台湾的移民。因为台湾移民法律严苛，如果没有入籍，那么此人去世后，他的配偶或子女都不能留在台湾，于是生出了许多年少时成长在台湾，却要在壮年时回到不曾熟悉的故乡的故事。故乡似异乡，异乡却似故乡，这种移民的现代性的乡愁和离殇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

一位国内同行看到我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大会随记，留言告诉我，在她的家乡（福建某地）很多女性曾经为了生计，到台湾假结婚，打工养家。但近年，这些女性被诉至法庭，要求遣返，中间有许多无奈。于是我介绍了她和台湾同行联系，期待两岸的报道者能合作，对这个移民问题做书写，让公众知晓。

三

这次全球深度报道大会由来自130多个国家的1700多名新闻工作者、研究者参与，活动纷呈，议题丰富，我受益颇丰。其中我最感兴趣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的报道——关于中国，什么是值得报道、书写和记录的？在舆论场，这种报道、书写和记录又呈现了如何的形态？大会有有一场专门的讨论，由做中国报道的记者分享他们的调查、采写经验和思考。而会下，做中国报道的记者、撰稿人也有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讨论。

第一天会议间歇时，陈老师听说我来自大陆以及从业的经历，当即问我，“你能不能推荐一些这两年内地写的好的报道给我”。这个“好”有语境，不止是在新闻议题的重要性和突破程度上，也要求文本的写作和剪裁，见一定功力。

我没有立即回答。依个人之见，目前大陆的报道中，以硬料著称的机构媒体，新闻文本的写作不少见生涩；而一些内容平台，擅长细摹人心的长故事，但也被认为公共性欠缺。在我看来，这两种报道路径是存在隔阂，或者说相轻。

而我理解，陈老师所说的“好的报道”，是对标《纽约时报》、《大西洋周刊》等媒体，议题足够重要，剪裁也得当。记得此前和一些朋友交流，我们有共识的好的报道文本，来自《南方周末》黄金时期，诞生了不少议题重要、文本也称佳的名篇。

她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写了寻找周爱民的不容易——“他/她的经历要能说明故事的主题：偷渡、冒险远度高山大海、被剥削、金山梦断、政策无能、黑帮走私人口，跨国作业等等。而且，这个人物要有立体感、不落俗套，这就需要这个人愿意谈偷渡的种种细节、个人的心理反应等”。以及如何组织结构——“像建高楼，要有个钢铁架子，才能把材料撑起来”。

这天会间，我在一个由记者/撰稿人组成的群组里做征集，想帮助陈老师拉一个名单，罗列文章名录。没想到，这名单，拉拉杂杂，竟达到11页。这倒不是说大陆这两年（名单列的是2018年、2019年的报道）的好作品有如此多，而多是因为一个公共事件，没有符合一定共识标准的报道，有盖棺定论之效，所以放上多篇，以便陈老师了解公共事件全貌。这两年重要的公共事件，都列上了，但尴尬的是，一些事件的名录下，空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足够有深度的报道，而那些阶段性的报道稿子，没有放上名单的必要。这些空白让人有些羞愧和尴尬，于公共利益而言，应该呈现给公众的报道是缺席的。真相缺位，欠公众一个交代。比如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纷纷攘攘之时，戛然而止，事件的实情如坠迷雾，公众各站立场去抱守自己认为的真相，和公权间存在一道信任的鸿沟，社会情绪上也存在撕裂。它不是孤例，类似的事件不禁让人感叹，对于公众事件的扎实的报道文本的缺席不仅有悖公众利益，对于新闻名篇的诞生也有所妨碍，说来皆怅惘（但在群讨论中，大陆的同行们也有一些基本的共识，比如有群友提起财新记者季天琴的《警察病人陈建湘》，众人皆称那是议题和文本俱佳、能符合陈老师标准的范例）。

结语

我个人参加这次大会最大的收获某种精神的共振和鼓励。不管是和陈老师的遥远的际会因缘，还是移民故事中跨越时空的风云激荡，都让我更确定了对家乡的叙事和书写的路径。我想在未来几年中，对“莆田弃女”和“偷渡往事”这两个主题深耕，找到我的“周爱民”，展开更深度和更有叙事技巧的书写。

作者陈少远，前财新公共政策记者，谷雨实验室、《GQ 智族》、《时尚先生》等平台撰稿人，专注于城乡变迁、女性、教育等非虚构写作领域。代表作《莆田弃女》系列、《魔都摆渡人》、《扳倒北航长江学者的女性们》等。她也是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奖学金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