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新冠疫情可以从哪些角度入手?我们采访了全球13位知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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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为应对新冠疫情爆发而采取的非常措施陆续执行,对滥用权力和受剥削的弱势群体的调查与报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这场迅速蔓延的危机中,调查记者应该从哪里入手?哪些工具和技术能对新冠疫情的调查提供重要帮助?

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对话全球范围内的知名记者——其中包括了调查虚假信息、供应链和开源工具等领域的专家——询问他们对记者同行的建议,以及在疫情爆发期间,记者们应该注意什么。以下是他们的回答:

Miranda Patrucic

中亚地区报道副主编,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OCCRP)

目前工作居住于萨拉热窝的 Patrucic 是报道洗钱和商业犯罪领域的专家,曾获奈特国际新闻奖(Knight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ward)、全球亮光奖(Global Shining Light Award)、IRE奖和欧洲新闻奖。 

随着全球各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各国政府努力应对疫情蔓延,此时各种新的暴利机会也应运出现。为应对疫情,价值数亿美元的紧急采购与不透明支出计划正在酝酿之中。但这场危机也给了我们问责当权者的新途径:记者们应该着眼调查政府的支出,确定新的供应商、其货源与报价。我们应该寻找明显不正常的「红标竞标者」(red flag),例如那些从未进行过医疗用品交易的公司、通过离岸公司持有的公司、与权贵有联系的优先竞标者、近年营业额微薄的公司等等。虽然对于记者而言可能很难从政府那里获得信息,但也可以转变思路,去与这些公司的竞争对手、与那些被排除在外采购竞标以外的公司交谈,也许这样能够对记者的调查有所帮助。但即便危机结束后,我们的工作也不应停止。只有在明年报账清算的时候,我们才会了解到究竟是谁在发灾难财。

Malachy Browne

高级制片人,《纽约时报》视觉调查报道组

Browne 和他的团队正尝试开创性地将传统报道与先进的数字取证方法相结合,例如从视频、照片和音频中收集和解析信息,分析卫星图像,以及对犯罪现场进行三维重建。

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在无法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人们通过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联系。因此,记者们能够非常清晰地捕捉到日常生活的失衡,因为这种失衡也是普通民众切身体会到的:海关封关时的混乱场景;原本活力四射的城市在失去人流后的寂静面貌;卫生专业人员向我们展示了医院和临终关怀医院内的艰苦条件;只能通过 DIY 获得的防护装备;市民们在阳台和家中为前线工作人员鼓掌时的团结时刻。

卫星图像和其他数据可以让我们监测新冠病毒的影响,并对之进行可视化。对匿名手机数据的可视化显示了,「社交疏远」政策实施得更好的地方通常防疫更为成功。飞机追踪器和乘客数据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人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长距离移动的减少。科学组织也测量了「排污减少」的情况,并将之可视化。卫星图像和船舶跟踪工具显示出,曾经在中国周边活动的朝鲜舰队有多少如今泊回国内,以及此举可能对其经济产生的影响。这些数据和许多其他指标数据,都正强有力地说明着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为遏制新冠疫情扩散而出台的各种政策与其带来的结果。而且,或许在一段时间内,这些技术手段将可以用于评估并应对类似气候危机等重大问题。谁知道这次危机中会有什么创新的东西出现呢?

Eliot Higgins

执行主管, Bellingcat

Higgins 带领 Bellingcat 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开源调查中心之一。他的团队成员分布在20个国家,曾曝光过墨西哥毒枭、叙利亚战争犯罪和俄罗斯击落马航 MH17 航班的事件。

此次我观察到的一件事是,人们对新冠病毒的事实调查越来越有兴趣,因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接受到了不一样的信息,像来自媒体、政府官员和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不同的说法。以例子向读者展示事实核查的过程固然很好,但你也可以通过带领他们一步一步地完成核查过程来吸引他们的兴趣。最近我在核实一些照片时发布了一则推特讨论串大受欢迎。在讨论串中,我向读者们演示了各种工具和技巧,当中有些人边看边学,也一边参与到了核实图片的过程中。现在这么多人被困在家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调查中、参与到这种在线的现场演示中来。不一定要让大家去对很大的、很重要的事情进行事实核查。只要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次调查的过程就可以了。

 

Peter Klein 

创办人、执行总监, 全球报道中心(Global Reporting Center)

Klein 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创办了非营利组织的全球报道中心(Global Reporting Centre),致力于创新全球新闻报道的方式。他正在与PBS前线和美联社合作,并领导一项关于医疗供应链和此次疫情的调查。

世界各地的新闻界工作者与医护工作者、政府官员、食品供应商和其他维持社会运转所需的人员一样,都被视为「基本服务」(essential service)职业。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一角色,并站出来迎接挑战。这是我们反击「假新闻」的机会,因为假新闻一直在破坏我们的公信力。以事实为基础的新闻工作在此时前所未有地重要,所以记者要掌握正确的事实,并仔细思考你要向公众传递的信息。

从这次疫情中暴露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们的医疗供应链显然没有为这场危机做好准备。许多公共卫生专家多年来一直警告说,全球大流行病即将到来,并将使整个系统不堪重负。可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是谁在医疗用品交易中获利,他们在帮助或阻碍医疗必需品的流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一个越来越注重知识产权的行业中,知识产权的作用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医疗供应链对需求的突然变化反应如此迟钝?

犯罪分子在系统中寻找漏洞,这次危机无疑暴露出了我们的脆弱性。对防护用品的需求会令现有的政府和企业腐败进一步加剧。我给全世界的记者们的建议是,按照他们过去的报道思路,继续在那些旧的石头下面深挖。如果过去有贪官或企业卷入丑闻,那么现在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必定会继续深化现有的不公平。话语权最大、最富有的国家往往会更容易得到关注——以及医疗设备。那些没有那么强大的、资源较少的国家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世界各国领导人又正在做什么来解决这些不公平的问题?当然,世界上医疗设备的生产国可能也具有优势,它们有可能囤积设备用于出口,或用于国内度过疫情。在这其中是有许多问题是值得去调查的。

Jinkyung Byun

首席调查记者, SisaIN

Byun在韩国知名新闻周刊 SisaIN 工作。她一直在第一线报道韩国的冠状病毒危机。

新冠疫情是如何蔓延的?为什么会蔓延?这确实是重要的问题,但因为它的蔓延传播速度太快,记者不能停留在「如何蔓延、为何蔓延」上。调查记者应当将注意力放到更为前瞻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分析原因。当然,调查型记者既非未来学家,也不是算命先生,但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做到前瞻,做出预测。

预测未来,最好的参考是其他国家在病毒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对我们来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像韩国那样面临如此大规模传播的国家。但中国采取的许多措施对于韩国来说,都不是可考虑的选择。不过,我们仍可以在一些报道中读到中国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所面对的挑战。我认为韩国也可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于是写了一些关于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报道。通过报道这种大规模的传染病,我认识到,各国人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很相似。

在进行调查报道的时候,应当对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进行比较分析。但这并不容易做到。每个国家面临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形势都不一样,因此,同样的策略可能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某一个国家的记者可能已经知道这些背景情况,而其他国家的记者可能并不了解,于是可能会对这些报道作出表面的解读,然后贸然做出判断。

调查记者们现在有一个真正的国际合作机会。我目前供职的新闻杂志《SisaIN》是一家小型机构,我们主要是以报道国内新闻为主。但在目前疫情期间,我们把现有的海外记者网络(包括新闻会议和海外报道的联系人)都集中在一起,寻找故事并进行征稿。我们还对国际医学期刊上的刊文进行浏览梳理,并据此向公共卫生专家提问。面对新冠这样的大流行病,记者们应该研究一下政府、医学专家和媒体之间需要多少国际合作;需要什么样的合作方式;具体的合作方式有哪些,以及最佳的合作方式是什么。拥有国际网络的调查记者则可以承担这个角色。

Fabiola Torres 

创始人, Salud con Lupa 

Torres 是拉丁美洲公共卫生的数字新闻合作平台 Salud con Lupa (「用放大镜看健康」) 的主管与创始人。平台总部设在利马。她同时也是著名的调查网站 Ojo Público 的创始人。

为应对疫情,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都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其中措施包括出台公款支出的新规则(使其绕过正常的审查程序),关闭边境,以及各种限制民众出行的措施。对调查新闻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充满挑战的时代。我相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向世界表明,公共卫生领域应该受到重视。公共卫生是社会许多不同部门议程的一部分,与经济、地方和国际政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共卫生需要成为一个常规的讨论主题;如果我们只在生病或发生大流行病时才考虑公共卫生问题,那就太晚了。

首先,我们在做报道的时候,一定要经常问自己。我现在最需要向受众解释的是什么?我们必须牢记,新闻工作是为公众服务的,尤其是为那些最弱势的人和政策或企业的受害者,这点我们必须牢记;第二,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在这场大流行病中,存在有什么利害关系?谁正在这场全球危机中获益?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和生产其他医疗设备的公司需要受到比通常更多的调查。很多时候,有关贸易和知识产权的规则已经违背了保障公共健康和人权的准则。调查记者们还需要看看这种流行病的副作用,新冠病毒已经把世界逼得彻底停摆。这些情况加重了以往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因此我们必须调查这一流行病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这场大流行病向我们表明,我们需要在许多议题上进行更好地合作。在 Salud Con Lupa,我们正在与拉丁美洲各地的记者合作,使信息更加透明,分享经过核实的信息,并透过调查报道项目打击滥权行为。

Martha Mendoza

美联社调查记者

工作生活于硅谷的 Mendoza 是两届普利策奖得主,因为她的报道曾帮助了约2000名在泰国海鲜行业被奴役的男性重获自由,并将朝鲜战争中发生的老根里屠杀公诸于世。

我给记者们的一般建议是,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团队作业。在这段紧张的时间里,有亲密的同事一起工作,既能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又能给你的日常交往带来幽默和温暖。

让那些话语权很小的人们发出声音十分关键。无家可归者,被监禁者和被边缘化的移民群体在此时更需要得到帮助。在工具方面,我一直在使用 ImportGenius, Panjiva, USASpending, trac.syr.edu, MarineTraffic, PACER 等工具辅助调查报道。

在调查供应链的时候,要用数据说话,避免夸夸其谈。小道消息就只是小道消息,不要让你的结论建基于真实数字之外的任何事情上。此外,这是一宗全球性的事件,所以要在保持大背景下将报道本地化。

Natalia Antelava

Coda Story 创始人

前 BBC 记者 Antelava 是 Coda Story 的创始人。Coda Story 是一个创新的非营利组织,对科学战争、虚假信息、LGBTQ 和移民等不同议题进行深入研究。

我对调查冠状病毒的记者的建议是,要像调查其他题目一样对待它——跟着钱走,讲述人的故事。虚假信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和其他危机一样,它也有受害者和加害者。我们的工作就是揪出加害者。有哪些需要我们详细调查的题目?自我隔离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以及疫情对隐私问题带来的影响都可以成为调查的题目。

陈婉莹

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全球深度报道网顾问编辑

陈婉莹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及首任总监,曾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曾领导过对濒危物种贩卖、人口贩运和有组织犯罪等一系列著名的调查。

首先,记者要遵循「跟着钱走 」这句格言,从「跟着钱走 」开始。 深入探究在疫情的生死问题背后,企业和特殊利益集团所扮演的角色。例如检测用品与医疗用品的短缺,背后牵扯到的企业利益是什么?现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很多检测。哪些企业和厂家在生产检测工具?大批量检测遇到的阻碍是什么?当然还有口罩的问题。我们需要对全球供应链、公司利益和中间商的角色进行更完整的调查。路透社有一篇很好的报道,《纽约时报》也报道了中国的口罩生产供应情况。但这些只是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

在防护用品方面,美国媒体报道了联邦政府从中国运来的医疗物资中,有一些已经流入到了私人市场,并有政府官员承认其中有「不正常的行为」。「不正常行为」是什么?面对每天都在不停发展变化的事态,记者们需要对其进行及时的回应与紧密的追踪。我们需要更好地进行合作,调查在此次疫情暴露出的系统性问题。

Susan Comrie

调查记者, amaBhungane (南非)

Comrie 在南非的非营利调查新闻室 amaBhungane 工作。她是该团队 #GuptaLeaks 项目的核心人物,揭露了南非多年来最大的腐败丑闻。

紧急状态法案下的采购为腐败、暴利和权力滥用提供了大量的滋生空间。因此,我会密切关注这段时间内签署的任何紧急合同或合同续约。在南非,首席采购官办公室每个季度都会公布所有的合同增长和偏差的情况(可点此查看),但这些数据通常需要很久才能取得,会存在时间差。所以如果要想获得更直接的结果,你必须依靠内部人士的小道消息。

记者还需要注意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环境法规因为新冠疫情而被搁置在一边。Webber Wentzel 律师事务所两周前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强调了南非国家环境管理法(NEMA)的部分内容是如何在「紧急状况」期间发生变化的。我们现在被认为是处于「紧急状况」中。因此,就环境问题而言,我会留意有哪些条例以疫情的名义被批准了。同时也会留意当执法部门正忙于应对疫情时,还有哪些其他事情正在发生。

Syed Nazakat

创始人及主编, DataLEADS (印度)

Nazakat 目前经营数据新闻创新机构 DataLEADS。该组织开展数据新闻相关的培训工作,并运营着印度第一个以数据为中心、专门用于医疗卫生报道的网站。作为 The Week 的通讯记者,他获得了印度著名的 Ramnath Goenka 卓越新闻奖。

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记者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调查记者的关键是要保持住自己的勇气,不要被日常事件和新闻发布会分心,坚持潜心调查、深入挖掘。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关于这场正在发生的危机,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了什么?公共记录、文件、政府采购单、医疗用品的审计报告又告诉我们什么?是否有官方的失职或不作为的个案发生?提出问题,然后找到能回答问题的人,这是调查报道的起点。说到工具,我认为此时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学会通过使用不同的在线工具去进行事实核查与验证。例如 InVID, YouTube DataViewer, Yandex, CrowdTangle, 反向图片搜索和语言音频验证工具等。对你收到的一切内容进行事实核查,以识别网上误导性的内容。永远记住:没有事实,我们就没有真相。

鉴于新冠疫情和其他许多人畜共患疾病都是由野生动物引起的,因此,记者需要更多关注的一个选题是全球野生动物贸易。这些年来,野生动物活体贸易(包括合法与非法的)的数量持续增加。而我们却仍尚未清楚其规模和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Musikilu Mojeed 

主编, Nigeria’s Premium Times

作为尼日利亚著名的调查记者之一,Mojeed曾报道过腐败、人权和人口贩运问题。他获得的荣誉包括全球亮光奖、Wole Soyinka调查报道奖和一项数据新闻奖。

现在,各国为抗击这一流行病而花出了数以十亿计的资金,而我认为对于调查记者而言也是去追踪这些钱的去向的时候了。以尼日利亚为例,一个私营部门联盟日前向联邦政府捐赠了约150亿尼日利亚奈拉(约合3900万美元),用以支持政府建立设备完善的隔离中心,并采购必要的急救包和药品来抗击疫情。这种大量资金的筹集与支出,有可能是一些官员密谋非法敛财的机会。

我相信大多数国家都存在有类似的情况。记者必须继续紧密跟踪官员的支出和采购程序。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官员们总是有管理不善或公款私用的倾向。有些国家还将资金投入到研究和临床试验中。如果能追踪这方面的支出,以确定整个世界从这些支出中获得的资金价值,那将是一件好事。还值得记者们注意的一点是,这场疫情继续让一部分懒惰的教授们腰包鼓足:他们拿到了研究经费,但却什么也没有研究出来。

Rawan Damen 

执行总监,阿拉伯调查新闻记者协会

工作生活于安曼的 Damen 领导着中东地区知名的阿拉伯调查新闻记者协会(ARIJ)。作为一名电影制片人,她在20年的时间里为半岛电视台等媒体导演并制作了30多个小时的纪录片。

新冠疫情无疑是2020年最大的新闻,甚至可能在未来很多年内都将会如此。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不仅局限于健康新闻或科学新闻的范畴,它与社会、政治、经济,也与人权、种族和文化的息息相关。我的第一条建议是,要确保你在现场报道这个题目的同时,不要冒着自身健康的风险将「自己变成报道的一部分」。无论现在或将来,新冠疫情的报道将会被广泛地阅读,所以保证信息的清晰度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跨界合作的机会,因为记者们都在报道同一个故事,而绝大部分的记者都无法离开自己的国家。与此同时,要问自己,是什么让你的报道与众不同,这一点很重要。情况瞬息万变,所以记者可能既需要保证产出周期短、时效性高的快稿,也需要着手深度的长期调查。

对于那些目前只能在家做调查的记者,以及目前没有机会进行现地采访的记者,在写稿时需要注意不能光只告诉读者专家知道什么,而还需要告诉读者专家是怎么知道的;不要仅仅报道专家建立的模型,还要论证这个模型背后的动机;不仅要报道数字,还要结合其背景进行讨论。认真分析卫生官员和政客们说的话,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另外重要的是,要慢慢适应用电话与数字工具(如 Signal、Jitsi 或 Zoom 等)与你的消息源交谈。在这种特殊时期,要尽可能多地与新的消息源建立联系,使你的消息来源多样化。最后,要注意不要在报道中污名化那些受感染的人,也不要在报道中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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