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是如何将美国手机追踪产业可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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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纽约时报》

编者按:自从这篇专访最初在2月份发布以来,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揭示了位置追踪数据的收集方式和使用方式的潜在风险。为显示人们的移动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谷歌公司正在发布汇总的位置数据报告;同時政府试图从电信公司获取更多的位置数据。而隐私保护的倡导者则对此敲响了警钟

一个你从未听说过的手机应用,它背后的公司却很可能知道你现在身在何处——你的这些隐私信息正在暗地中被买卖。这些应用和他们的「合作伙伴」们牺牲了智能手机用户们的隐私,打造出了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而且目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管。

《纽约时报》的 「隐私项目」(Privacy Project)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从五角大楼、白宫到旧金山的街道。在《1200万部手机,一个数据集,零隐私》(Twelve Million Phones, One Dataset, Zero Privacy)一文中,Stuart A. ThompsonCharlie Warzel 将人们手中的智能电话想象成了全国各地被追踪的对象,

Storybench 采访了《纽约时报》的观点版撰稿人 Warzel 和视觉新闻负责人 Thompson,谈了他们为什么选择制作这些可视化的故事,以及在制作这个由数据为主导但又非常人性化的故事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文章开篇映入读者眼帘的就是在不同建筑地图上闪烁的光电。这样的视觉效果看上去像是应该在谍战片中出现的场景。为什么你决定把这个作为人们第一眼看到的东西?

Stuart A. Thompson: 是这样的。《纽约时报》在一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选题,而这次的项目便是在当时的基础上做的。对于究竟有多少数据摆在这儿,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很准确的概念。因为我们拥有的数据是几个城市的数据,而且密度超高,涵盖了所有方面。我们想给读者带来某种本能的反应:这些数据不是一个人或一些陌生人;这些数据是无处不在的一切。我们很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从一个点开始,然后将图景拉远,得以看到城市的全貌。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从一个点然后继续一直这样拉远,一直拉,一直拉,永远不会结束。我们想要让你对你对永远看不到的东西产生情感上的联系,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Charlie Warzel: 外面有多少信息,有多少手机,有多少隐私被泄漏了出去,的确是一件让人难以完全厘清的事实。我本来认为这个故事在追求视觉效果之前,必须要有很多文字辅助说明;可当我一看到 Stuart 做的东西,我就在想,「我们甚至不需要文字。可视化将会更好地讲述这个故事。」

你们是否特意要求用图表辅助报道,而并非用照片或视频?

Thompson: 新闻编辑室过去就是这样搭建起来的,而很多新闻编辑室至今仍然如此:有做采访和写文字的记者;还有一群做图的美工,他们有时单纯地做一些柱状图,有时会则做更多的视觉化的东西。只不过,多数时间美工差不多只是坐在新闻室角落里某个黑暗的柜子里(笑)。过去十年间,《纽约时报》一直在努力把记者和视觉团队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目前的团队,也就是观点版视觉新闻团队的源起。

与其用视觉上的东西把一则报道做成像橱窗陈列一样地漂亮,还不如去找那些除了用可视化、别的方法都讲不了(或者几乎讲不好)的故事,然后由我们讲出来。打个比方,就像你可能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可以不加任何视觉效果,最后出来的效果让人看了也会觉得很好。但真正的冲击力来自于看到故事和可视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时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并非互相独立的东西。

写作的时候,记者可能会为报道的标题而冥思苦想;而我们在起笔前可想到的是将要主导这篇稿子的视觉设计,因为这会影响到报道的内容。在第一篇纯文字的草稿中,重点的统计数字处会标注有一些气泡点,并附有小批注,这样编辑们就会知道我们要在那里做什么。我们将这一稿给他们看,告诉他们你要用这些图片来让读者明白报道传达出去的概念。无论视频还是动画,某种程度上都是附加的东西。但它们也确实会把读者慢慢地拉进去一点。

能告诉我们,你们是如何介入这个选题以及你们的调研过程吗?

Thompson: 「隐私计划」用了一年时间研究相关的隐私条例和技术手段,之后带着数据找到了我们,因为他们担心这些数据揭示出的意义重大。他们认为,需要一个说话能被听见的人来主张变革。我们于是去逐步了解这个相当不透明的行业。因为这个行业是完全不可见的,所以很难理解。当你在手机上时,你无法看到发生了什么。行业里很多交易都是不公开宣布的。不同公司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用数据做了什么……这些东西都尚未曝光。这是一项巨大的研究工作,有大量的数据需要处理。

Warzel: 这种情况就属于数据主导一切。在制作这篇报道的过程中,很多采访都是为了确认事件是否发生,并要从数据里记录的事情中获得更多的联系与情报。这是一个有趣的报道过程,因为很多时候,你要打电话,或者去拜访别人。为了其中一个故事,我们去了帕萨迪纳(Pasadena)。这刚好是对通常报道过程的一个反转。

通常情况下,你去到别人那里,然后说,「请你告诉我这件事。我需要知道关于这件事的信息。」而这次,我们实际上已经有了所有的信息,而我们要的是让人们看到它。这是一种奇怪的模式。它是由数据主导的的,在这个意义上,数据帮助我们建立了这些可视化内容;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它给我们提供了线索。而报道过程只是试图分析处理这些数据,确保它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是准确的。

你一开始看数据的时候就知道要如何组织这个故事吗?故事的构思是当你开始与人交谈的时候就成型了的吗?

Warzel: 在与从数据中发现的人物交谈之前,我们已经有了故事大纲。我们已经对提出假设的公司进行过研究,而我们的提纲就是据此而定。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问题。因为它们提出的其中一个假设是,数据是匿名的;而我们有充分信心说它不是匿名的。[这些公司说]要保持这些数据的匿名性和安全性真的很难,而我们手头现在有这些数据,那么它怎么可能是安全的呢?

我们手头有关于华盛顿的数据,所以我们知道国家安全将是我们系列报道的一部分。最终我们将这个故事安排在七个故事中的第二个。我想我们对整个故事的的界限有了相当好的把握。那个帕萨迪纳的故事直到很晚才出现,差不多就在几周前。我们在主要章节里里有关于我们的人的故事,但当你把一个地区单独拿出来谈的时候,似乎还有一些故事要讲……第一个故事是个级别相当高的故事,涉及到商业,该行业本身以及国家安全机构。而这些数据同时也是社区、城镇的故事,关于人们的生活、去百思买、去教堂的故事。有足够多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想把这些数据归总到一个区域,在那里,各种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故事都可以讲。

截屏:《纽约时报》

有没有出现过有人不想和这个报道扯上关系的情况?这种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

Warzel:常常如此。这其实也是我们去帕萨迪纳的另一个原因。起初,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故事可写,但我们通过走访帕萨迪纳发现了很多人,并希望与他们联系,让他们谈一谈作为这个数据集其中「一个数据」的经历。这是我们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我们在政治集会上找到了一些人,可能曾经在政府中任职的一些人,还有一大堆的人,从相对出名的人到没什么公众名气的人。不过没有多少人想和我们聊。

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个骗局。人们看到以《纽约时报》为后缀的邮件地址发来一封邮件,内容像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已经追踪到了你的所有行动。我们为《纽约时报》工作。」之类的,听起来怎么都有点离谱。很多人都觉得,「这是电邮诈骗吧?」或者人们认为他们被骗了。我想这也是我们选择锁定一个社区的原因之一吧。我们选择去到现地取材,去敲他们的家门,贴人的冷屁股,并向他们尴尬地解释整件事情。

有的人在面对面的时候不想说话。有的人身处宗教组织或其他社区组织中,觉得自己出于不利的位置,不想说太多。而当我们能够向某些人展示我们手头有的数据,传达出这个项目的主旨与目的,并且对此进行宣传时,就会有更多的人感兴趣。

你在文章提及了加入了使用数据采集服务的公司,以及他们的公司Logo。你是否觉得这是一个有必要做的决定?

Thompson: 关于这一点,我们谈了很多次。我觉得指出这些公司让人知道的确很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幕后的运作相当多。他们实际上隐藏在你下载的应用程序中。我已经找到了80家公司,他们的主要业务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我们必须对我们在报道中指出的公司有足够底气保证其准确性,并保证它是公平的,因为有些虽然在本行业内工作的公司,可能并不会参与到我们在故事中提到的那些信息交易。他们可能有其他优先的业务,可能这种隐私信息交易在他们的业务中占的比重较小,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那些我们觉得最符合标准的公司。

Warzel: 我并没有怎么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直到我们的项目已经推进到非谈这件事不可的地步。我们想要调查哪些公司?哪些公司需要被在文中提及?我们需要找哪些公司谈?哪些公司需要被仔细审查?这也许是整个报道中最令人沮丧的部分之一,因为过程中确实清楚地向我们展现出了广告业是多么不透明,展现出了他们操纵语言以保护自己的方式。

有一些公司,当你联系他们,告诉他们要在移动数据定位的相关文章中提到他们,他们说不,我们不做这个……相反,他们说他们跟踪某些客户的「移动路径」。他们把词改了一下,所以他们并不符合我们提到的「移动数据定位」这个类别。但实际上是一样东西。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领域的技术非常的专业。差别如此细微多样。一个普通消费者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面对他们是没有胜算的。

图片:《纽约时报》

因为这整个过程太让人沮丧了,尤其考虑到这些公司强调这么多次自己做了什么。有没有什么是你小心翼翼地注意不去声明的?

Thompson: 我们想要识别 App 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你看到一堆名字的时候,它们都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公司。然后你可能就会想,「等等,这些公司都掌握有我的位置?」它们不像谷歌,我们理解谷歌可能掌握以切。可这些公司更像是你不知道的一些创业公司。我们在涉及到 App 的时候都是很谨慎的。但在谈论应用程式和公司时,很难做到保证没有遗漏。你想把所有符合条件的程式和公司都包括在内,而这也正是人们想知道的。当我们发布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说:「好吧,我需要在文中删去哪些应用的名字?」而这真的很难说。这也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很难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跟 Foursquare 谈了一下,带了一份接收位置的应用列表给他们的 CEO 看,上面还包括了他们是如何向人们披露这些信息的。CEO 说,他们确实收到了位置信息,但你知道,基本上这些行为我们都是在特定的方式下做的,而且我们并不使用它。我们短暂地保留这些信息,然后处理掉…..在报道这个行业相关新闻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小心,因为该行业是如此复杂,而且这些公司的公关应对是如此的熟练。他们的业务的整个基础就是「要让人们感到困惑」。例如隐私政策和信息披露筛选的误导,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控制着所有的表述语言,他们尽量把它做得精雕细琢,以此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总的来说,我们在谈论公司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时必须保持审慎,直到有自信它可以完全被读者理解——这才是报道时的正确思路。

这是否正是文章发表在观点版的原因?

Warzel:线人来找我们,是为了「隐私计划」,也是为了支持我们在该领域坚持不懈的工作。同时,也是因为对这些信息的去向有真切的担忧,希望推进改变,并向立法者、科技公司和广告行业施压,让他们意识到眼前的确有问题亟待解决。这就是观点版很适合做的事情。

有时候,一个新闻室受掣于这种缺乏主见的新闻制作思路:「读者需要自己决定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但我们的文章没有这样做。文章很清楚地表明,我们想让你知道,这就是论点。情况已经失控,它们正在侵入我们的生活,而这亟需改变。我们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发布系列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其中一种就是作为社论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观点版上,文章明确指出,立法者需要对此采取行动。

美国人并未为此签署某项法律,而美国现在需要联邦隐私法。以报道推进立法一事,并非一般的传统的新闻室有信心能做到的。我认为这需要严格报道、审核,谨慎使用语言和责任心……这就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标准和公平性。我们的宣传能力也是他们来找我们将文章发表在观点版上的真正原因。

截屏:《纽约时报》

在观点版中,你有能力去呼吁变革。你希望读者从这篇文章中,从你制作的新闻项目和展现出的信息中理解到什么?

Thompson: 我希望他们感到害怕。就像我一样地感到害怕(笑)。也许他们会改变自己的一些行为,但最后对整个世界来说并没有什么作用。我认为有些东西是需要一个过程来慢慢建立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国会现在因为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而很分心,所以我不认为这则报道会在下周就会推动新法诞生。但我希望这则报道能推动关于隐私的对话,探讨隐私有多重要,大公司在一个隐私不受保护的商业机制中究竟已经走了多远,他们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你可以提议禁止所有这些东西,但对于那些像「我真的不在乎。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认为,你可以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也可以选择去对这些公司可以做的事情做一些限制:例如他们可以保留位置信息多久,对信息可以有多大的精确度——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以精确定位你的位置,误差只在几英尺的范围内——以及他们可以这样做的频率。

我最终的希望是,人们要对此事有所关注。就像 Cambridge Analytica 改变了人们对 Facebook 的看法一样,这篇报道可以改变人们对手机这个领域的看法。我以前看手机的时候就会想,「我走在披萨店附近就能收到相关的推送,这是个多么有趣又方便的小把戏啊!」我在几年前就是这么天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能改一改,这已经不是什么天真的事情了。这并不是什么好玩的把戏:这是一门生意,而商品就是你。

Warzel: 从我的角度来说,虽然责任不在消费者身上,消费者没有义务去自我监督,但我希望人们在读完我们能够展示的内容以后,第一次能够明白他们自己选择了什么。要改变的是这些公司。而立法者是那些需要向这些公司施加压力的人。我最乐见的情况是,我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随身的电子设备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一般来说,清楚知道自己所要面对的是什么,对于我们将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认为从 Cambridge Analytica 事件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我认为「隐私计划」是其中的一部分——都是对我们的设备和隐私以及信息的安的一场更深刻的反思。这个过程是缓慢的,而我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最大的工具之一就是要清楚知道你将面对的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看到 Stuart 和他的团队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它能让人们了解到自己自身正身处的是怎样的一个环境与机制。


本文首发于Storybench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翻译转载。

Erin Merkel曾就读于东北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2014年,东北大学新闻学院的媒体创新研究生项目创办网站Storybench,旨在为媒体从业者提供一本「数字故事的烹饪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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