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地的新闻编辑室，是如何在挑战中实践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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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Shutterstock

从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到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所引发的讨论，种族冲突、社会撕裂让各个组织都在反省自身的角色，新闻媒体也无法置身事外。在美国的一些主要新闻出版机构，有员工为工作环境欠缺种族多元性而提出抗议，甚至请辞。

当然，这并非美国独有的问题。路透研究所近日审视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南非及巴西的一百间新闻机构，发现这些主要媒体的高级编辑远比它们的读者要“白”。整体而言，五个国家的合共88位高级编辑当中只有18%是非白人，但五国人口当中却有41%为非白人。在巴西，非白人占总人口的大多数，非白人高级编辑却只有一位；在美国，则有两位。

至于全球调查新闻行业的种族结构，则鲜有确切数据。不过，考虑到调查新闻是许多人的理想职业，而且不少业内人士德高望重，人们忧虑这个领域依然由过於单一的族群把持。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最近就举办论坛，探讨业界如何能够招募更多元的调查新闻团队。

以下的访谈，受访的世界各地新闻工作者不约而同地提出，调查新闻行业仍然难以吸引、培训及留住有色人种的、以至其他多元背景的记者。

“我渴望投身调查新闻行业已久，但也总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怕。”南非调查新闻团队 amaBhungane （一间非营利新闻调查机构，全球深度报道网此前有对其进行报道）前记者 Zanele Mji 表示：“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从未见过一位跟我一样的调查记者。”

南非调查记者 Zanele Mji. 受访者供图

Zanele Mji 今年32岁，是一位南非黑人女性。早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已有黑人记者苏马洛（Henry Nxumalo）和那卡沙（Nat Nakasa）名留青史，但 Zanele Mji 回想起自己投身调查新闻行业的2017年，业内赫赫有名的有色人种、特别是有色人种女性仍然寥寥无几。路透研究所发现，南非新闻编辑以非白人占多数，比率为68%。

Zanele Mji 参与的调查报道，披露了印裔南非商人古普塔家族与南非前总统祖玛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揭示了南非土地所有权制度依然对黑人充满偏见。然而，当所谓的“古普塔文件”占据南非各大报章的头条，但 Zanele Mji 的报道仍被人视为出自“受了委屈的可怜黑人”之手，“我这才了解到，南非这样的运作方式是极度的不公义的。”

2018年，Zanele Mji 关于土地强制拆迁的这系列调查报道获得 Taco Kuiper 调查新闻奖的特别奖。然而，即使是草草地浏览这些重量级奖项的近数年入围名单，也能发现它们欠缺多样性。

从美国、欧洲到南半球，关于多样性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横跨种族、族裔、宗教、性别、社会经济地位、语言，甚至城乡差异。我们想要了解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编辑室之间，这些问题以怎样的形式被提出，以及新闻机构如何重构平衡。

印度“新浪潮”：让农村女性的声音被听见

不只有揭示跨国贪污勾当的调查报道才称得上具影响力，本地故事也非常重要。印度调查新闻机构“新浪潮”（Khabar Lahariya）发现，遭贫困农民遗弃的流浪牛，原来是气候与社会问题的征兆，顺藤摸瓜可以了解印度北部气候危机为何持续恶化，以至国家政策如何忽视贫苦大众。

“新浪潮”聚焦于边缘化土著及贱民妇女的故事，那是一个在印度种姓制度中被排斥的种群。让“新浪潮”创办人 Meera Jatav 为之自豪的是，关于流浪牛的这项调查报道发表过后，议题持续发酵，甚至上升成为北方邦议会及印度议会的辩题，促使邦政府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中拨出44.7亿卢比，用于协助农民维修牧场、在村落之间分配流浪牛只等，从而解决流浪牛所衍生的各种问题。

“新浪潮”的雇员团队几乎是全女班，号称读者数量已有八万；至此，Meera Jatav 进一步创办女性主义媒体机构 Chitrakoot Collective，机构正正以所在地奇特拉库特县命名。

“父权制度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从家居到社会，我们对抗他、应付他，还与他讨价还价。”Meera Jatav 续道：“要有一份工作，要能自由地外出，甚至要从事新闻报道，这对我们女性来说是日复一日的漫长斗争。即使在今天，女性在这个领域的声音依然没被听见。”

在横跨二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Meera Jatav 曾经被嘲笑、诋毁，也反复被官员查问她的种姓阶层及专业资格，只因对方不相信一个贱民女性能够担当调查记者。

当 Meera Jatav 和“新浪潮”、Chitrakoot Collective 的其他女性以记者身份向官员问责，官员总要求知道她们的姓氏、或者她们父亲的职业，从而确认她们的背景，再判断她们是否值得给予认真回复。

在新闻编辑室，这类偏见也非常普遍，只是它们往往以比较微妙的方式出现。Chitrakoot Collective 编辑 Priyanka Kotamraju 表示：“每一家机构都有看门人。不论是非牟利组织还是全国性媒体，贱民或所谓土著记者的存在都微不足道。即使在今天，几乎没有人能带着贱民、土著这类背景而坐上高级编辑之位。”

“即使有色人种或边缘化族群的女性跻身媒体机构，她们的角色和成长依然受到限制。”Meera Jatav 续道：“她们的身份通常会被抹去，永远不以来自边缘化族群这个面貌而为外界所见，她们在工作岗位所面对的诸多制度性种族主义，也因此无法进入大众视野。他们不会谈论你的身份，自然也不会谈论身份所带来的遭遇。”

为了克服主流媒体的无形障碍和等级制度，Chitrakoot Collective 的女性新闻工作者决定另起炉灶，而巴西调查新闻机构 Agência Pública 也一样。

Agência Pública 联合创办人 Natalia Viana . 受访者供图

Agência Pública 应巴西国内人权新闻的需求而诞生，成为该国第一家非牟利调查新闻机构。联合创始人 Natalia Viana 谈到，Agência Pública 初期募集记者团队时，已有许多女性记者加入：“我们明显地看到，女性更热衷于参与建立新事物，而女性的需求和议题也自然地决定了工作流程、机构关系、报道范围，以至机构的身份定位。”

换言之，Agência Pública 从一开始就想要关注性别议题，而包揽边缘化族群的声音也是编采方向之一，特别是在调查巴西农村和丛林地区贪污腐败及滥用权力的事件时。Natalia Viana 认为，最了解企业、政客和政府如何滥用权力及侵犯人权的，非边缘化族群莫属。

今年，Agência Pública 与十间机构合作，将新闻传播予更庞大和多元的观众，通过 Instagram 传播这些新闻故事，由年轻的黑人及土著担任主播。

要在编辑领导上实现多元化，Natalia Viana 还提到了关键的一点——该调查哪个故事，该将关键资源投放到哪个项目，太多时候由坐在桌前的管理层决定；要解决纸上谈兵这个问题，就要引入更多元的记者团队。

“作为记者，决定在某个时机应该优先处理哪一项调查，也是我们的天职之一。”Natalia Viana 表示：“为了更好地分配资源，并且获得最大的影响力，我们会专注别人没有报道的，以及当下对巴西最有影响的故事。”在全球逾1300间国际新闻机构当中，Agência Pública 已多次脱颖而出获得奖项。

当今大马：对多元化社区保持关注

对马来西亚网络媒体“当今大马”的员工来说，关于多元性的议题以不同的方式呈现，首先是读者。“当今大马”聚焦于贪污腐败、边缘化社群等新闻故事，以马来文、中文、英文及泰米尔文共四种语文发表报道，尽量接触最广泛的读者。近期关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报道，更加进一步翻译为缅文、尼泊尔文及孟加拉文，以覆盖马来西亚庞大的外来劳工社群。

“当今大马”的特别报道编辑 Aidila Razak。受访者供图

接下来是在族裔结构如此多元丰富的国家（马来人占62%、华人占21%、印度裔占6%、其他不同族裔占11%）从事报道的实务操作。就此，“当今大马”的管理层一直致力维持编辑部的族裔多元化。

“当今大马”的特别报道编辑 Aidila Razak 曾经深入调查砍伐林木带来的影响，也曾追踪那些与家人失散的移民儿童的旅程。

Aidila Razak 承认，她有时候仍然需要戴着希贾布（Hijab）来采访某些故事，有时候甚至要委托男性记者代为采访某些敏感议题，借此避免自己成为新闻故事的一部份。不过在某些案例，譬如跟随相对保守的土著向导徒步穿越丛林，她还是会放手一搏亲自上阵：“我视自己为记者，而不是女记者。”

让 Aidila Razak 更加忧心的是，社会上对女性的种种限制，以及调查新闻行业的长工时、低薪水文化，特别是在“当今大马”这种规模相对较小的独立媒体，女性可能被迫退出长期调查项目。

如何在行业挑战中推广多元？

新闻行业经历了残酷的十年，传统本地报社纷纷倒闭、或者在严峻的财务危机中挣扎求存。数字媒体也难幸免，尽管工会长期敦促资方制定应急计划，以避免进一步裁员，但每年仍有数以千计的新闻工作者被解雇。专家指出，这对新闻行业的多元性也有负面影响。

“当整个行业像自由落体般衰退，招聘工作自然就被搁在一边。”美国《坦帕湾时报》副主编 Maria Carrillo 今年在《调查记者和编辑期刊》发表文章，写道：“而媒体也没有像过去一样继续作出培育新人的承诺。”

在编辑部或记者团队，占极少数的多元背景新闻工作者，往往是他们所属种群、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的唯一代表。他们因此感到孤立无援，同时被迫作为所属种群的代言人。在美国，这些新闻工作者被限制于报道自身种群的故事；这些故事当然重要，但也令新闻工作者无法贡献更多更广。

“黑人记者无法获得参与主流报道的机会。”Ron Nixon 此前在《纽约时报》任职记者，专门跑国土安全条线；今年3月，他在美联社晋升为全球调查新闻编辑。在成长过程中，Ron Nixon 一直以揭发“水门事件”的伍德华（Bob Woodward）为目标，但真正让他感到投身调查新闻行业的梦想可以成真的，是两位黑人记者——CBS 记者布拉德利（Ed Bradley）和普利策奖得奖记者佩恩（Les Payne）。

Ron Nixon 认为，不让更多元化的记者参与调查新闻工作，有如自行放弃良机。Ron Nixon 同时是“艾达・贝尔・韦尔斯调查报道社”（Ida B. Wells Society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联合创始人，该社以提升有色人种记者的职级、在职率及认受性为使命。

Ron Nixon 提到埃及记者 Maggie Michael 关于也门内战的“坏蛋”系列报道。Maggie Michael 和她的美联社同事在也门进行为期一年的调查，详细报道了当地内战中的各种暴行，包括盗窃国际机构的配给粮食、招募童兵、虐待囚犯等等，赢得2019年的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当你将有色人种排斥于这个领域之外，就会错失这些好东西。只有敞开大门，才能带来不同的观点、角度、想法和世界观。”Ron Nixon 表示。

Lynsey Chutel 是生活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作家、记者和制片人。她撰写和制作了关于非洲性别、身份、发展和文化的报道。她的报道出现在美联社、《石英》（Quartz）、《卫报》、《纽约时报》以及南非电视媒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