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瑞典自由撰稿人，如何破解了30多年前首相遇刺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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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现场的警方记录照片。照片来源：瑞典警方。

当瑞典检方在6月的记者会上宣布，由于已有“合理的证据”可确定凶手身份，将结束这场耗时30年的瑞典首相遇刺案调查时，记者托马斯·彼得森（Thomas Pettersson）的电话开始频繁响起。

两年前，彼得森发表了一篇杂志文章及一本书，介绍他自己对1986年社会民主党人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遇刺案的调查。过程中，他确定了凶手是一位名为斯蒂格·恩斯特伦（Stig Engström）的平面设计师，其工作地点就在犯罪现场附近。而当瑞典检方结束长达两小时的记者会后，瑞典媒体称记者会内容就像是彼得森那本书的浓缩版。

事实上，检察官和彼得森基于几乎相同的理由得出了相同结论——这也是为什么彼得森接到来自国内外媒体的电话，希望他对此事发表看法。

当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通过电话联系上彼得森时，他正在瑞典西南部哥德堡（Gothenburg）的家中为修改他的书《难以想像的凶手》（The Unlikely Murderer）而努力着，该书于10月再版，彼得森也刚卖出了该书的电影版权。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人尽管让当局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却从制度的缝隙中成功地脱罪”，彼得森表示。

那么，一名自由撰稿人是如何赢过警方自己的调查的呢？毕竟，帕尔梅案调查的范围如此之广，甚至还被拿来与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和1988年洛克比空难的调查相提并论。

彼得森关于奥尔夫·帕尔梅遇刺案的书。图片来源：Offside Press

当总理遭枪杀

让我们首先简要回溯1986年2月28日的那个夜晚。当时是晚上11点21分，时任总理奥尔夫·帕尔梅，在和妻子利丝贝·帕尔梅（Lisbeth Palme）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走回家时被枪杀。这对夫妇才刚告别了儿子和他的女朋友，而由于帕尔梅在当天稍早就让他的保安小组先行解散，当有人从后面近距离开枪射杀他时，他们并没有防备。第二颗子弹擦过利丝贝的背部，而后凶手从一段狭窄的楼梯逃离了现场。

在谋杀案发生后的几十年里，关于谁是凶手众说纷纭。例如，警方曾逮捕一名酗酒及吸毒的嫌犯克里斯德·彼得森（Christer Pettersson），他在1989年被判谋杀罪，但由于没有证据能证明他的动机，后来被上诉法院释放。

还有一种称作“南非连结”（the South African connection）的理论，认为这桩枪杀案是为了报复帕尔梅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批评，而导致1997年库尔德工人党（PKK）的12名成员遭审问，但并没有任何人被捕。另一条线索则将调查人员导向恩斯特伦，他因自己任职的保险公司而被称作“斯堪迪亚人”（the Skandia man），也是一名早期证人，于2000年过世。

然而，直到托马斯·彼得森协助提供了有关恩斯特伦的关键信息，并针对为何在1986年那个寒冷的夜晚，恩斯特伦是那名枪手发表自己的见解后，警方才真正开始警方才开始认真追查恩斯特伦这条线索。

彼得森自己对这起谋杀案的调查始于2006年，但他花了一年才将焦点放在恩斯特伦身上。“当时没有其他人在追踪这条线”，彼得森说，“恩斯特伦在警方的调查或其他记者的报道中都不显眼，所以我不担心有人比我抢先做出这篇有潜力的报道。”

事实上，彼得森将花12年时间一边追踪这条线索，一边做其他有支薪的自由撰稿人工作。“总的来说，我每年大约花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上面，而我的工作基本上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阅读官方调查、书籍和新闻报导来了解案件的概况。在第二阶段，我决定专注于犯罪现场本身，这也是我开始关注恩斯特伦的时候，他在我看来很醒目，因为他对媒体和警方的陈述与其他证人的陈述相矛盾，也不符合谋杀当晚已知事件的发生过程。

“当我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我猜想这起谋杀不是场一人行动，于是开始寻找各种可疑组织的参与踪迹。但到了第四阶段，我真的很想了解恩斯特伦，并站在他的角度设想整个事件。虽然他已经去世了，但借由与他的同事、朋友及邻居交谈，我开始了解他是谁以及他的潜在动机是什么。在这一阶段，我发现了他的一个邻居持有武器，这是一个关键的发现，帮助我相信恩斯特罗姆有专门知识和能力独自完成那场命案。”

“至于第五阶段，我们可以说它仍在进行中，因为我现在正试图更深入地研究恩斯特伦的人格，并去理解为什么他在犯案后，为了误导警方，做出我认为是错误的陈述。”

彼得森说，在做这个报道的12年里，其他记者和一群“调查爱好者”慷慨地与他分享各种知识和见解。他还接触了两个大型的州委员会，提供了他的研究的基本框架。

“丰富的可用材料当然是一种资产，但有时也是一个问题”，彼得森说，“一部分是因为有太多的东西需要筛选，另一部分是因为我必须‘自我盘问’，以免被材料所误导。”

让不同的消息来源对彼得森敞开心门，包括恩斯特伦的前妻、老邻居和同事，是推进这个报道的关键。那么彼得森是如何让他们愿意开口的呢？

“建立信任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认为恩斯特伦可能是凶手。对我有利的一点是，他的前妻态度非常开放，她和其他几个关键消息来源并不厌倦与记者或警察交谈，因为根本没人找过他们。”

“有一个缺点是，我住在哥德堡，不能经常与这些在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来源们见面（距离近300英里）。通过电话建立信任要困难得多，但我确实设法经营了这些关系。有一件事要记住，把最难的问题留到最后，这样就不会有使消息来源不高兴和失去他们信任的风险。”

搜罗大量资料

彼得森在调查这个事件时提到了另外两个关键的转捩点。一个是当他可以在网络上获取大量档案时。“起初，我只能从哥德堡跑到斯德哥尔摩警察总部，在一名吸烟警官的监视下读文件。如今，线上获取这些信息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第二个转捩点出现在2012年，当时彼得森联系上出版社 Filter 的主编马蒂亚斯·葛兰森（Mattias Gransson）。该出版社最后在2018年出版了彼得森的报道。

“当托马斯找上我时，已有无数名记者和业余调查人员已经对帕尔梅遇刺案生产了一大堆报道”，葛兰森说，“但托马斯的实证调查方法使他特别出众。”

葛兰森继续说道：“托马斯在2012年给我看的，事实上与检察官克里斯特·彼得森（Krister Petersson）在八年后的记者会上呈现的内容相似：那是重返犯罪现场、专注于当晚谁在那所做出的根本观察，而不是陷入那些实际上根本无法立足于犯罪现场的复杂阴谋论中。”

“我也认同托马斯假定警方没法得出调查结果不是因为案件太复杂，而是因为调查打从一开始就受到那些无能的人所干涉”，葛兰森解释。“我参与过80年代发生的其他重大事件，共通特点都显示当局的无能。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

尽管如此，Filter 还是花了六年时间才出版彼得森的报道。“我们列了一份清单，并都同意在报道出版前必须要解出并确认清单上待定的事项”，葛兰森说。“比如，找出恩斯特伦知道用枪而且能取得枪的证据。我们直到2018年的春天才将清单上的项目全部确认完毕。在那之前，我向汤玛斯提供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及资源，但直到我们决定出版报道，我们才能保证他能获得报酬。”

报道发表后，彼得森和 Filter 面临一波批评，葛兰森早有预期，为此他们还对于如何应对媒体攻击订了一个计划。

“例如，我们在网络上公布了所有资料，让一切都清楚透明”，葛兰森表示。“当然，调查报道比的不是受欢迎程度。如果你的工作没有让某地方的某人感到不安，那么你可能没有做好你的工作！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是很辛苦的。身为他的编辑，我能够跟他一起面对媒体。”

这份耗时又辛苦的工作终于在2019年有了丰硕的成果。彼得森荣获瑞典最具声望的新闻奖项“金铲奖”（the Guldspaden），由瑞典的调查记者协会 Graveande Journalister 所颁发。

至于警方的官方调查则在2020年6月10日正式结束。于2017年接手调查的主任检察官克里斯特·彼得森表示：“在我看来，斯蒂格·恩斯特伦毫无疑问地是凶手。”

“由于此人已经死亡，我无法对他提出任何告诉，但我已决定终止调查”，他说。“我的评估是，在经过34年后，我们很难相信任何进一步的调查会有任何进展。我相信我们已经达到原先预期的程度。”

彼得森获得金铲奖。图片来源：瑞典调查记者协会

瑞典调查记者协会主席福尔德·尤塞菲（Fouad Youcefi）表示，他相信“每一个阅读了报道、然后听了帕尔梅遇刺案调查记者会的调查记者都被激励了。信任一个人的报道是很重要的，有一个愿意相信并给予支持的编辑也是。”

尤塞菲补充，在瑞典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从事大型的调查工作会面临很庞大的挑战。“任何尝试过的人都知道，光是报一个可行的题目就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所以我们需要勇敢的编辑，愿意跟撰稿人一起发展选题。”

尽管如此，彼得森本人认为自己也受益于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如果我有正职工作，就很难抽出时间来写这么耗时的故事。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意味著我很弹性，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会长期从事这项工作。”

Nathalie Rothschild 是斯德哥尔摩的一名自由文字及电台记者。她的报道曾在英国广播公司和瑞典国家电台播出，文章可见于《华尔街日报》、《外交政策》、《大西洋》、《卫报》、《国土报》和《时尚》。她的作品请见此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