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日本记者清水洁:我是如何调查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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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99年,21岁的女大学生猪野诗织在东京街头被人用刀刺死。警方最初宣布这是随机砍人事件,但调查记者清水洁比警方更早发现了真相:女孩长期被前男友跟踪骚扰,却多次报警无效。

案发后,警方不仅不作为,还试图掩盖其渎职的事实;而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在着重报道受害者曾经在性风俗店打工。但清水洁并没有被这些压力所困,而在始终寻找真相,最终追查到重大嫌疑人的下落。这一系列报道直接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

事件发生之后,清水洁是如何找到突破角度,又是怎样取得受害人遗属信任的?做了几十年记者的他,又是如何看待当今日本新闻业和记者的工作?最近,《时尚先生》的撰稿人殷晴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清水洁。

本文于6月29日首发于《先生制造》(微信公号 EsquireStudio),原标题是《像仓鼠一样追踪杀人犯》,作者殷晴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生,编辑为《时尚先生》报道副总监刘敏,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转载。

《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简体中文版封面。

清水洁把我们的碰头地点定在了东京神保町的十字路口。这是两条主干路的交汇处,即便是在疫情之下,人流依然穿梭不断。

我要寻找一个穿登山靴、像“白熊”一样的大叔——这是以往的访谈文章对清水洁的描述。隔着一条马路,尽管熙攘人群都戴着口罩,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63岁的清水洁和出镜采访时一样,穿着普通的格子衬衫,胖胖的脸上全是汗珠。

1958年出生的清水洁是日本著名的调查记者,几十年来一直紧追罪案和事故,做出的调查报道多次获得新闻行业大奖,甚至变成了销量超过30万的热门书。其中《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被誉为“记者的教科书”,今年年初中文版上市后,在中国也引发热议,不断加印。

1999年,21岁的女大学生猪野诗织,在东京街头被人用刀刺死。警方最初宣布这是随机砍人事件。清水洁当天临时被叫去报道这则新闻,他当年40多岁,凭借多年罪案报道经验,很快比警方更早发现了真相:女孩长期被前男友跟踪骚扰,却多次报警无效,她在半年前就写好了遗书,宣告若遭不测,凶手就是前男友。

但这不是一个畅快的破案故事。从第一天开始,清水洁就被嫌疑人的极端程度吓到了,他在恐惧中开展采访,找不到凶手线索,他用最笨的办法挨家敲门、拦住三百多个女性路人询问;发现嫌疑人动向后,他和同事在路口花几天时间监视每个进入大楼的路人,逐个拍照,找线人验证;因为不在主流媒体圈子,警察局永远踢他的皮球;又因不能在警方追捕前公布嫌疑人,他还要跟主编争取推后截稿日。每个岔路上他都选了最难的选项,有时候完全是无用功——比如他飞到北海道,以一个座机电话为线索追查凶手,花了几天只查到一对年轻母子,最后发现是小孩子多次把电话号拨错了。

在案件发布会上,警察花了大量篇幅描述死者诗织“黑色迷你裙”“普拉达的背包”“古驰的手表”的着装细节,后续报道里,媒体又把死者塑造成迷恋名牌的酒家女形象。清水洁的报道从未纠缠这些细节,他始终在寻找答案,最终追查到重大嫌疑人的下落,也揭露出警方的不作为,以及案发后掩盖渎职事实的行为。这一系列报道直接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

然而,正义并未大获全胜,凶手畏罪自杀,警方也靠剪切记录,消弭了不作为的责任。清水洁在书中不光显示了执着的勇气,也反复记录了自己的无助和束缚感,这种复杂的情绪,在二十年后仍然能让中国读者动容。

清水洁,图片由他本人提供。

此次采访涉及中日几家出版机构,前后协调了一个月时间,6月11日,清水洁本人突然打来电话,把采访约在了4小时后。我们急匆匆碰头,在东京一家吵闹的咖啡馆里,他回顾了自己跌宕起伏的职业经历。清水洁的语速飞快,至少有普通人的1.5倍,这和他的工作内容一样令人紧张——清水洁的代表作全都与杀人案有关。在一次又一次的漫长采访中,他近乎执拗地跟犯人、跟警察、跟自己较劲,甚至万里追凶追到了巴西。

但受害者家属们却总是愿意把内心最脆弱的一面向他敞开,告诉他从未透露过的宝贵信息。我一直以为这是因为他的执著和不厌其烦,而这次面对面的采访让我意识到,对生命深刻而真诚的信念,才是清水洁身上最动人的温柔力量。

在《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中,有一个看起来莫名其妙的闲笔:清水洁反复记录,自己如何在工作间歇,喂养自己的宠物小仓鼠。这只仓鼠叫“之助”(Nosuke),是一只认真吃葵花籽、努力奔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爬到沙盆里如厕的小动物。

追踪桶川事件,一共花去了三个月时间。仓鼠之助在期间寿终正寝。

采访当晚回到家中,我重看清水洁的名片,才惊讶地发现,20年过去了,清水洁的邮箱和推特账号,使用的都是“Nosuke”这个名字。

生命,我应该报道的就是这个

先生制造:桶川杀人事件发生后,大部分媒体都被警方放出的消息引导,认为是随机杀人事件。为什么你从一开始就对警方的说法抱有怀疑?

清水洁:现在的日本媒体已经不会对警方的发表照单全收了,也会质疑,也会批评。走到如今这一步花了很长时间,而变化的契机可以说就是桶川事件。

桶川事件之前我已经做过不少事件报道,偶尔也会听人说,“警察当初要是再认真一点儿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案子了”。以前听到这些话,我也并不会觉得“警察可真是太过分了”,毕竟警察们也很忙嘛,每天那么多突发事件,不可能总是投入全部警力。要说有什么责任,那也是更根本的制度层面的问题,是国家和政治家们的责任。

可是桶川事件不一样。我就认准了一点:猪野诗织此前正式向警方报案,称前男友诽谤她的名誉。警方受理了她的提告状,也就是说已经承认这是一起案件了,但之后却几乎没有进行调查——这是桶川事件和其它案件最根本的不同。

先生制造: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在着重报道受害者的私生活,而您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这个报道方向?

清水洁:那天我赶到现场的时候,面对的并不是一起跟踪狂事件,而是杀人案。我以前也报道过很多杀人案,想法一直只有一个:世上没有任何理由值得一个人被杀害。

如果这只是一起跟踪狂事件,老实说,我可能也会想“这女孩儿的裙子是不是太短了?是不是打扮得太花哨了?”当然不是说打扮得花哨就活该遇到色狼,而是说为了尽量避开色狼,还是普通一点的打扮比较保险。

可是,打扮得花哨、收了别人的礼物、喜欢奢侈品,这些能成为被杀的理由吗?这可是一起杀人案啊。在我的心里,这一点一直非常明确。

对所有人来说,生命都是最重要的。所有人都是赤条条来到这世上,名字、衣服、学校、房子、学历、工作、家人,所有这些都是后来才得到的。到了最后,还是要一个人面对死亡,被扔进火里烧成灰,赤条条地走。除了生命以外,所有东西都是后来才获得的。就算家产在火灾里全被烧光了,就算被公司解雇了,只要还有一条命在,失去的东西总还能再争取回来。唯独生命不能。唯独生命是一旦失去就无法挽回的。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只做事关人命的报道。事件,事故,灾害,战争,医疗。

先生制造:是什么时候决定只做和人命有关的报道的?

清水洁: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不过二、三十岁的时候没得选择,整天干的都是杂志社安排的工作。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在日本各地采访各种事件,但也做了不少明星绯闻呀棒球之类的报道,还曝光过一个大八卦呢!不过一点儿成就感也没有。那时候就经常想,我的人生就要花在这些八卦新闻上了吗?我真正想干的到底是什么呢?

1985年发生了日本航空123号航班坠机事件,遇难者有520人。坠机发生在夜里,第二天早上我赶到现场时以为全员都遇难了,没想到居然还有4位幸存者。给这4个人拍照的时候,我感动坏了,眼泪不停地流。死了那么多人,竟然还有人能活下来,真是太厉害了!那是1985年8月的事情。类似的体验,之后也遇到过好几次。

桶川事件发生在1999年10月,2000年《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出台,我以为事情已经就此结束了。可是2001年11月,我自己的女儿因为事故去世了。我从来没想到这么不幸的事情居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葬礼的时候,猪野诗织的父母也来了,给了我很大安慰。那时候我就确信了:生命,我应该报道的就是这个。除了生命,失去什么都不值得恐惧。

案发当天的命案现场

约访的机会只有10秒钟

先生制造:事件发生之后,您怎么采访遗属?怎么才能取得对方的信任?

清水洁:媒体所能做的,归根结底就是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换句话说,事件报道对于被害人和遗属们来说其实毫无帮助。这一点非常可悲,但事实就是如此。媒体是社会公器,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人武器。

有的受害者家属不需要解释那么多就愿意接受采访,但有些家属会说,“为什么我已经这么痛苦了还要抛头露面?”“回答了这些问题也换不回我女儿啊!”

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您说得很对,对于逝者来说,采访于事无补。那为什么还要做呢?就是为了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无论我写了什么,无论家属们再怎么哭泣,逝者都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了,这实在是非常残酷的事实。可是,我们可以防止别人也经历同样的痛苦。您可能会觉得,凭什么就我家这么不幸?为什么要为别人的幸福而拿我去献祭呢?如果您这么想,我也非常理解。如果您觉得,虽然我的经历可能会对别人有帮助,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采访,那我尊重您的选择。

先生制造:这么说了之后还会有人拒绝您吗?

清水洁:基本上没有。

先生制造:就您所知,其他的记者也会这样和遗属沟通吗?

清水洁:大概没什么人会这么说吧。参加各种讲座呀培训,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清水先生您总能说服受害者家属?

其实对于受访者来说,我们这些记者都是突然来访的陌生人。大部分普通人不会想“这个人是NHK的,所以可以信任;那个人是《产经新闻》的,所以我不要回答他”,这是熟悉媒体的人才会有的想法。普通人的想法是:我能不能信任面前的这个人,接受采访会不会给自己惹麻烦?如果不尽量消除对方的这种顾虑,之后的沟通肯定会很困难。

我经常会问年轻记者,如果周日一大早你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有陌生人来按你家门铃,“不好意思,我是某某报纸的记者,您家附近发生了一起事件”,接下来他要说什么你才会愿意再多听两句?作为按门铃的那一方,我们总是要不停设想站在门里面的那个人的心情。机会只有10秒,所以我平时一直在练习,一直在思考人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要说什么才能得到对方的回应。

先生制造:怎么练习呢?

清水洁:只能是不停积累经验了。就好像咱们现在说了十几分钟话,我已经大概知道你想要问什么了。约采访的时候,我会想到你的截稿日期比较近了,所以特意为了这个采访临时改了今天的日程,还特意找了一个对你来说比较方便的采访地点。要想工作顺利,就得这样不断考虑对方的心情,尽量快地捕捉到对方的需求。这和新闻专业没什么关系。我要是干推销,估计也是个顶好的推销员。

现场上空,前方为桶川站

先生制造:那您按门铃的时候会怎么说呢?

清水洁:我会先不停地道歉。“真的是太抱歉了。在这个时间突然打扰您,而且是为了我们单方面的工作,实在是,哎呀,真是太对不起了。如果您知道些什么的话,能不能稍微告诉我一点儿呢?我想您的话肯定会对社会有贡献,肯定能帮上什么人的忙。”最重要的是让对方意识到接受采访对他自己也有好处。

先生制造:采访结束之后,您还会和受害者家属保持联系吗?

清水洁:采访之后我们常常会变成朋友。比如猪野诗织忌日的时候,我会买啤酒去她家,和猪野夫妇一起喝一杯。

我还做过一个北关东连续幼女诱拐事件的报道,受害者中有一位叫松田真实的小朋友。真实去世后,她妈妈又生下了两个弟弟,我有时会和他们家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儿,还一起去箱根泡过温泉。

我因为这些事件报道拿过不少奖,奖金就用来请受害者家属们吃饭或者旅游。刚才我说报道并不能对遗属们有什么帮助,但我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尽力给他们一些回报?除非对方不愿意再联系,否则我不会觉得采访结束了对方就跟我毫无关系。

刚才说到的北关东连续幼女诱拐事件,受害者一共有5个人。我开始调查的时候,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几二十年,家属们的心都已经死了,拒绝所有采访。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找出来,花了好大力气一个一个地说服,最终所有遗属都接受了采访。在此之前遗属们彼此完全不认识,采访之后大家都成了朋友,还一起聚餐过呢。

被带往上尾署的久保田祥史

互联网摧毁了“记者俱乐部”

先生制造:您这么多次先于警方找到凶手,又这么多次指出日本警界内部的问题,警察们怎么看您?

清水洁:警界领导们都觉得我是个极品,大坏蛋。“怎么才能收拾这家伙一下!”“只要我还在这个职位上,决不会给这人提供任何消息!”

不过,也经常会有年轻警察给我写信。“看了您的书,实在是太感动了。”“搜查工作只做到这种程度,作为警察真觉得丢脸。”那些年轻警员、把警察工作视为荣誉、珍惜这个职业的人们会理解我的工作。可是等到他们的职位越坐越高,往往也会被现实束缚住。

记者们也是一样。年轻记者和想要当记者的学生们特别愿意听我说话,而那些加入了记者俱乐部的老记者们就会觉得我是个麻烦的大叔。不过,等到他们退出俱乐部,晋升到了部长、局长之类的高级管理层,往往又会来联系我,“能不能给我们这儿的年轻记者上上课?”挺好笑的。

先生制造:日本长期存在“记者俱乐部”制度,只吸纳电视台、大报社等主流媒体加入,官方只对俱乐部成员公开信息,像您因为不在俱乐部内,很难直接采访到一手信息。很多日本记者也公开批评这项制度,但为什么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根本改变?

清水洁:这项制度最开始是为了方便记者的。像首相官邸这种机构,无论个别记者多么努力都很难约到采访,所以才要十几家媒体联合起来,就像是集体防卫吧。政府不敢把所有媒体都搞成敌人,所以不得不接受采访或者是举办新闻发布会。记者俱乐部至今还是有这个功能,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媒体们也的确可以通过警察记者俱乐部、国会记者俱乐部等等这些团体来监督公权力。

然而,记者俱乐部的成员们平时要不断地和政府机构做各种交涉工作,非常繁琐。有时候为了准备一场新闻发布会,被指定为干事的几家新闻社需要筹备好几个月。如果没有加入俱乐部的自由记者这时候突然跑过来说“我也要参加发布会”,对方当然会很恼火,觉得你平时什么都不干就想直接来窃取劳动果实?另一方面,在自由记者们看来,公权力是在面向所有媒体发言,凭什么要受你们的把持?双方的想法其实是两条平行线,谁也没法理解对方,因此总是摩擦和冲突不断。

先生制造:记者不能既加入俱乐部同时又写批评日本政府的文章吗?

清水洁:的确是没有明文规定说俱乐部的成员不能在外面自由采访。问题在于记者们的懒惰,只敢写官方正式发表的东西。这也是因为,如果写出来的东西和发表内容不同,可能会遭到报复。

《北海道新闻》的记者高田昌幸写过一本书,名字叫《真实:报纸向警察下跪之日》,里面就写了报社是怎么受到报复的。高田和他的同事们揭露了北海道警察伪造发票、滥用公费,因此获得了新闻协会奖。但之后北海道警察就开始打压他们的报社,比如警察署的记者俱乐部发布消息时总是故意漏过《北海道新闻》。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报社的其他同事也开始有怨言,指责高田“你自己是拿了奖了,我们可是快被搞死了,天天被人骂,天天落后于别的报社”。警察后来还指控《北海道新闻》的函馆分社不当使用营业资金,进行了强制搜查。最后报社社长终于顶不住压力,不许再发批评警方的报道。高田带领的报道团队全员辞职,四散到了全国各地,他自己回到了故乡四国。

先生制造:在日本,供职媒体的领导会要求记者加入各个俱乐部吗?

清水洁:拿我现在供职的日本电视台来说吧,电视台作为一个企业,加入了几乎所有的记者俱乐部,这叫作“加盟社”。电视台里又分为政治部、经济部、社会部等等,各部的部长会决定自己的部门里有几位记者需要加入各种俱乐部。偶尔也会有人自愿做这项工作,但大部分都是部长指派的。

其实记者俱乐部制度这两年正在走向崩溃,最主要的原因是互联网的影响。如果只报道记者俱乐部发表的内容,所有媒体的内容都会大同小异,也就不会有读者愿意为内容付费。为了吸引付费读者,现在的很多媒体都只在俱乐部里安排一个人,剩下的记者都派到外面去采访。这样的变化大概是从一年多前开始的,轨道转变得非常突然。记者俱乐部制度与其说是败给了外界的批判,不如说是正在自然走向灭亡。

先生制造: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似乎已经不大看报纸和电视了?

清水洁:对。年轻人主要通过手机获取信息,看的也都是和自己有关的新闻,比如什么时候开始打疫苗呀,奥运会到底开不开之类的。至于政治呀经济之类的话题,年轻人会觉得太麻烦了,没有兴趣。

日本的电视台是按分钟计算收视率的。只要一放美食节目、搞笑综艺、首相新闻发布会直播,收视率就会直线上升,所以电视台老是播这样的内容。

要是让我说,这就是国民水平的问题。只要国民水平不提升,现状就只能是这样。真是悲哀。站在媒体从业者的立场,我觉得这是教育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小就教育孩子“无聊的新闻节目看了也是白看”、“电视台也有历史节目哦,也有纪录片哦”。办法其实就这么简单。

记者的工作,当然痛苦了!

先生制造:《FOCUS》停刊后您选择去电视台工作,是看中了电视的影响力吗?

清水洁:这是原因之一。《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的开头也写了,我讨厌周刊的工作,那是实话,是真心讨厌。

《FOCUS》停刊之后,好多电视台都邀请我去工作,日本电视台其实是最后一家。他们的社会部部长和副部长人很有趣,跟我说,“清水先生你来吧!来我们这儿干你想干的事!”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当年最热衷于报道猪野诗织私生活的就是这个日本电视台!就是他们一个劲儿地渲染诗织曾经在性风俗店打工。更过分的是,诗织的妈妈曾经给各媒体打电话,要求他们不要滥用诗织的照片,而日本电视台的人居然回答说“不用照片的话,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呢?能安排个独家专访吗?”猪野夫妻跟我说起这件事时一直哭个不停,当时我还想“这是个什么公司啊?真是太过分了!”

所以我就想,好吧,那我就从内部给他们来个大改造吧!2001年11月,我通过了日本电视台的入职考试。那年我44岁。

入台半年之后,我多少有了点发言权,就搞了一个报道伦理的学习会。那天会场里来了两百多记者,我把猪野夫妻也请来了,跟他们说“今天你们就把日本电视台干过的坏事都说个遍”!他们说完之后,当年参与报道的记者、摄影师们都哭了,一直跟猪野夫妻道歉。

从那儿之后,我一直在日本电视台负责记者的培训工作,干了19年。记者手册也重写了一遍。直到现在,我每月还在给新记者上课。

先生制造:您会觉得记者这个工作很痛苦吗?

清水洁:当然会觉得啦!成天成天地蹲点,在大太阳底下暴晒。我干的净是这样的工作。

有些报道的成果是肉眼可见的,就像桶川事件,最直接的成果就是《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但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极少数。

2011年时日本发生了大海啸,两万多人遇难。那时候的报道毫无意义吗?从地震发生到海啸来临,中间大概有30分钟时间。那30分钟里,NHK和各个民间电视台不停地播报海啸预警,那些家里还没断电、碰巧正开着电视的人们,正是因为看到熟悉的播音员一直大喊“快跑”才来得及逃到山上避难。遇难的两万人非常不幸,但可能有几十万、几百万人正是因为媒体的及时报道才幸免于难。我们媒体不能自己表扬自己,说“我们救了几百万人的命”,但记者们心里要明白自己工作的价值。

平时也是如此。即便是普通的美食节目,可能也会有人因此而带家人品尝到了美味。对于那些住院患者来说,在病床上看到有趣的旅游纪录片或是搞笑节目,可能是一天中唯一能畅快大笑的瞬间。媒体虽然有很多很多问题,经常被批评,但记者们要明白,我们的工作也有有价值的部分。

记者这个职业,乍看之下是索取者,但最后我们的工作其实是给予,是给世间提供有益的信息,让社会变得更好。当然,现实情况是完不成采访就会被编辑部臭骂一顿。所以你心里要明白,我干这些不仅仅是完成自己的工作,而是为了社会公益。没有这种坚定的信念,记者的工作就会变得非常痛苦。

先生制造:您会建议现在的年轻人读新闻系吗?

清水洁:如果这个人对媒体现状一无所知,只是单纯觉得“我想当记者”,那我会尽力劝退他,告诉他记者其实只是公司的一个职员,媒体是个论资排辈的地方。

如果这个人了解了媒体行业的实际情况之后还是想干记者,那我会说,来吧!把一切推翻重来!加油干!

那些把寿司职人当成理想的人,期待的是研究出美味的菜单、看到顾客把美食送进嘴里时的笑脸,但职人每天99%的工作其实就是不停地捏啊捏啊捏。现在我每年可以做一个自己喜欢的纪录片。不是总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也不是什么也做不了。很多人说媒体是垃圾,但我总觉得我们还是能有所作为的。只要有力气,我们能做的就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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