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信息公开,她们揭开了墨西哥“毒品战争”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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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 file folder, government

图片: Shutterstock

编者按:就本文内容,《拉美新闻评论》(LatAm Journalism Review)曾向墨西哥“国家透明度与公共信息中心”(INAI)提出访问请求,惟文章截稿前未有获得中心回复。

大概二十年前,墨西哥在总统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推动下实行《信息透明及获取法》。经过多次重要修订,该部法律的约束对象持续扩大,如今墨西哥的政党、工会等实体都必须回应信息申索要求。

与此同时,墨西哥一直是“毒品战争”的战场。这场战争于2006年拉开帷幕,至今造成超过六万人失踪。2006年至2019年间,全国各地合共发现超过3600个怀疑与“禁毒战争”有关的隐蔽无名坟墓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墨西哥是全球最危险的国家之一。记者要调查该国日益猖獗的贩毒活动、以及其衍生的有罪不罚风气,就必须检阅涉及贩毒集团、犯罪组织、安全部队、政客的调查结果及信息资料,不只采访报道是一大挑战,过程中还要面临生命危险。

面对这种两难困局,墨西哥记者正利用公共信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保障,揭示黑暗的毒品贩运世界,同时监察政府打击贩毒活动的成效。这种方法,可以展示出官方论述与信息数据之间的矛盾,可以揭露当局如何包庇谋杀案罪犯,也可以描绘出关于毒贩的图像。尽管不必然有效,但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方法还可以避免亲身采访报道的风险。

线上杂志《拉美新闻评论》(LatAm Journalism Review,LJR)跟三位墨西哥调查记者聊过,她们都曾经应用申索所得的信息,就贩毒活动及政府“禁毒战争”进行调查报道。

揭示有罪不罚的风气

“通过申索信息,记者可以监督政府当局。”佐拉达・加列戈斯(Zorayda Gallegos)告诉《拉美新闻评论》。她谈到之前做过的其中一些调查,借助了申索所得的司法档案;《禁毒战争的又一次失败》(The Other Failure of the War on Drugs)是其中之一,该项调查报道揭示了墨西哥当局的情报漏洞。

El Otros Fracaso investigation snapshot

墨西哥记者佐拉达・加列戈斯在调查项目《禁毒战争的又一次失败》中,以司法档案作为关键信源材料。

费利佩・卡尔德隆(Felipe Calderón)在任墨西哥总统的2006年至2012年间,当局以“优先目标”(priority targets)来称呼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继任总统的2012年至2018年间,当局改用“头号通缉犯”(most wanted)这个称呼。这些犯罪分子占地为王,其中一些恶名昭彰,例如绰号“矮子古斯曼”的华金・古斯曼・洛埃拉(Joaquín Guzmán Loera),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犯罪集团骨干。

关于这些“头号通缉犯”,佐拉达・加列戈斯有一系列的疑问:这些人分别隶属于哪一个集团?这些集团背后又由谁在操控?他们的势力范围遍及哪些区域?带着这些疑问,她向当局申索信息,但申请遭到否决。于是,她向法定机构“国家透明度与公共信息中心”(INAI)提出上诉,挑战当局的决定。

在 INAI 的协助下,佐拉达・加列戈斯好不容易跨过了第一道关卡,获得了她想要的一些信息,但立即遇到了新的难题。她想要知道这些“头号通缉犯”遭遇了什么,当中有多少人被判刑;然而,当局再一次驳回她的信息申索要求,她只好再度诉诸 INAI。

“最终,他们只告诉我其中有多少人遭受了不可复核的终极裁决。这是我能获得的最多信息。”佐拉达・加列戈斯表示。

在这漫长的信息申索过程以外,佐拉达・加列戈斯还用到了一些数字工具,例如法律资源网站 Buho LegalPoder Judicial Virtual,以至政府网站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of FilesOfficial Gazette of the Federation。通过这些工具,她了解到司法机构就此类案件的操作方式,以至一些案例的定罪内容。

通过这项调查,佐拉达・加列戈斯证实了官方论述与信息资料的矛盾之处。“当他们关掉摄像镜头,当他们停止对外公布那些犯罪分子所经过的刑事程序,许多犯罪分子不消几个月就获得释放,而当局的理由一般都是证据不足。”佐拉达・加列戈斯说。

她还提到,其中一些犯罪分子因管有枪支等严重罪名而被拘留,但不到两、三年便已获释,部分人甚至获准以社区服务来代替监禁,更早重获自由。

除了这一项调查,佐拉达・加列戈斯还曾经就其他数项调查提出信息申索。在调查项目《墨西哥反洗钱的失败斗争》(The Failed Fight Against Money Laundering in Mexico)中,她揭示了检察官办公室在12年间调查了5228起涉及犯罪集团的洗钱案,结果成功争取法官定罪判刑的却只有16名犯人。

为毒枭们拍下信息快照

Screenshot from the NarcoData investigation

Animal Político 的团队在调查项目《毒枭数据》中借助申索所得信息,以图像形式展示了墨西哥全国各地的贩毒集团。

墨西哥独立网媒 Animal Político 编辑塔尼娅・蒙塔尔沃(Tania Montalvo)所领导的团队,在处理调查项目《毒枭数据》(Narco Data)的过程中,同样借助申索所得的信息资料,印证了贩毒活动的存在及规模。

蒙塔尔沃的团队此前启动了一个名为“猎犬行动”(El Sabueso)的事实核查项目,整理过去四十年来的犯罪集团资料,并以信息快照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她对《拉美新闻评论》谈及项目起源,提到当时各州州长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管辖的城市已经杜绝有组织犯罪、或者有组织犯罪率显著下跌。这让她感到惊奇,想要知道州长们的说法到底建基于什么信息证据。调查之下,她发现关于有组织犯罪的真实状况,实在有太多虚假信息和混乱数据,而州长们的说法显然没有足够的信息支持。

2016年,蒙塔尔沃首次向涅托当局申索关于有组织犯罪的信息。后来,她不断扩大搜索范围,信息申索对象包括墨西哥不同的联邦机构、地方政府当局,甚至还咨询了美国的驻地情报机关。

综合各方回复的信息,蒙塔尔沃确认了有组织犯罪的情况远较当局所承认的要严重。除了申索所得信息,蒙塔尔沃在事实核查、文件研究、国家安全专家咨询、检方公开信息搜集等各方面的经验也大派用场。最终,Animal Político 成功制作出一幅墨西哥有组织罪案地图。

蒙塔尔沃意识到,身处首都墨西哥城与身处地方的记者,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危险。另外,通过申索信息,以至在报道中巨细无遗地罗列文件内容、叙述专家访谈,可以大大减低调查报道团队所面临的风险。

对公共舆论来说,《毒枭数据》提出了议题,让公众注意到有组织犯罪的规模远较墨西哥政府所声称的要大。对 Animal Político 来说,项目开启了团队的跨领域工作体验,参与其中的包括记者、程序员、设计师等。这种协作方式,成就了团队后来的另一项著名调查报道项目《大师级骗局》(La Estafa Maestra)。

为受害者做调查报道

过去二十年间,墨西哥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侵犯人权的行为也随之持续增长。为了从谋杀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角度调查这个问题,一个记者团队开展了名为《在墨西哥杀人:有罪不罚保证》(Matar en México: Impunidad garantizada)的联合调查项目。项目由 Animal Político 协调进行,调查新闻网站《Juárez 真相》(La Verdad Juárez)的联合创始人罗西奥・加列戈斯(Rocío Gallegos)参与其中。

Screenshot from the Matar En México investigation

由 Animal Politico 协调的一项调查项目,利用墨西哥司法系统所提供的信息,审视了该国对谋杀案件悬而不决的普遍现象。

为了这项调查,团队采访检察官和法官,并且提出信息申索,以便了解相关的司法程序。罗西奥・加列戈斯对《拉美新闻评论》表示,团队要求取得的都是官方信息,因此都是“安全的信息资源”。她形容,信息申索有如将放大镜对准那些理论上应该寻求和执行公义的人。

罗西奥・加列戈斯提到信息申索作为工具的另一个好处:“你可以要求访问执法调查的信息,还有司法系统听证会。这些听证会都是公开举行的,而且司法机构会作视频和音频记录。”

团队研究了众多谋杀案件的执法调查和检控程序,揭示了墨西哥的现实状况——每一百起谋杀案件当中,只有五起成功对犯人判处监禁刑罚。

罗西奥・加列戈斯强调,她们每次成功申索信息之后,必然会进行数据比对、咨询采访等跟进步骤,并且在报道中呈现她们对这些信息的分析。

关于调查报道贩毒活动时,信息申索是否也能作为安全工具,罗西奥・加列戈斯这样回答:“或许,你可以把它当成一面比较坚固的盾牌,但你无法规避所有风险。”

“你检视数据和阅读法律条文,采访法官和检控官,他们都宣称——是的,公义确实存在。然而,当你审视一切信息后,可能会发现就只有那么一个嫌疑犯因涉及谋杀罪名而被扣查,开庭时案子也迅速审结。”罗西奥・加列戈斯一边解释,一边分享团队的数据比对结果。凭借这些结果,团队确认了墨西哥谋杀案件有罪不罚风气的严重程度。

信息申索的技巧

三位记者都认同在申索取得信息之后,有必要咨询学者等其他意见来源,以协助理解相关议题。蒙塔尔沃解释:“通过咨询其他信源,我们可以对申索取得的信息进行‘翻译’,用更加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呈现这些信息。”

蒙塔尔沃还分享到,了解每一项透明法律的条款能够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信息库里有哪些数据,信息能怎样被申索,以及哪些机构有公开信息的义务,都是非常有用的。

在这一点上,蒙塔尔沃和佐拉达・加列戈斯的看法一致。佐拉达・加列戈斯认为信息申索的重点,不仅在于知道申索什么,也在于知道如何申索。她提到,当局经常会否认数据存在,或者声称他们没有相关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锲而不舍地提出申索,还需要具备一项关键技能——组织能力。进行《禁毒战争的又一次失败》调查项目期间,她便制作了一个时间年表,用来定位相关重要事件的发生时序。

佐拉达・加列戈斯谈到,在现任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治下,墨西哥政府当局最经常以“信息不存在”来回应申索要求。有鉴于此,她会用另一种方式提出申索:先去了解政府部门的架构,确认哪个部门掌握相关信息。即便申索依然被驳回,她也可以更好地提出复核上诉。

佐拉达・加列戈斯和蒙塔尔沃不约而同地谈到,她们在申索信息过程中遇到的一道难题——当局明明在几年前给出过某个领域的信息答案,后来却突然否认掌握该个领域的信息数据。有时候,即便之前的信息是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公开场合发布,当局依然会声称相关信息不曾存在,借此回避申索要求。

因为这些障碍,蒙塔尔沃最近都不能使用过往曾经奏效的方法,来更新《毒枭数据》项目的信息:“检察官办公室彻底否认他们拥有那些数据。”

罗西奥・加列戈斯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她解释,新冠疫情的确迫使一些申索审批程序停摆,但更多的是当局和机构拒绝履行公开信息的义务,刻意回避申索要求。“你需要学习如何为申索要求作出辩护,如何跟这些机构斗智斗勇。这确实让人很累,同时阻碍信息透明系统应用的推广。”

This stor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Knight Center’s Latin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and is reproduced here with permission.

本文首发于《拉美新闻评论》,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翻译转载


Priscila Hernández Flores is a Mexican journalist specializing in human rights with an emphasis on disability and diversity. She studied Communication Sciences and completed a Master's Degree in Journalism from the Universidad de San Andrés in the Clarín newspaper in Argentina. For her work, she has received different recognitions and distinctions such as the King of Spain Journalism Award, the Ortega y Gasset Journalism Award from the newspaper El País, the Tiflos Award from 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Blind of Spain (ONCE), among others. She is currently the community coordinator for the Border Center for Journalists and Bloggers (BCJB) and publishes reports on disability in Revista Nexos of México.Priscila Hernández Flores 是一名墨西哥记者,她曾获得西班牙国王新闻奖和奥尔特加·加塞特新闻奖等。她是边境记者和博客中心的社区协调员,并为墨西哥的  Nexos 杂志报道残疾人的相关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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