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谷雨实验室编辑金赫:写作要透过“陌生化”,恢复人们对于具体事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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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原刊于“深度训练营”(微信公众号:shenduxunlianying),原标题是《对话编辑金赫:写故事就是死去,活来》,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转载。

一个非虚构作者正变得前所未有的犹豫,前所未有的困惑。过去熟悉的规则,评判尺度,操作技术,写作手法,似乎都在遭到挑战。作品刚一发表,只要稍微有些热度,就会面临各种争论,道德伦理、社会学行话,“侵扰悲痛”……讨论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讨论的内容,正变得越来越抽象。非虚构作为一种写作体例,不得不努力应对这样的局面。

本文对话了谷雨实验室编辑金赫——他有十余年的从业经验,在这次对话中,他从讲故事的本职工作出发,谈论选题、结构、词语等稿件元素。他喜欢谈具体的方法,但不喜欢谈抽象的理论。在他看来,最近围绕一些报道引发的争论,很多都是由于表达的热情,溢出了自己的经验范围,因为社交网络的便利性,最终导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争论。

谷雨实验室高级编辑金赫

谷雨实验室高级编辑金赫 。图:谷雨实验室

他觉得,真正写字的人,最终会达成一个共识。在今天,我们掌握了人类最进步的信息技术,拥有最多的表达手段,但同时我们也制造出了信息茧房。金赫认为,一个写字的人的任务,就是要弥合理解的鸿沟。所以他需要和各种争论保持距离,和各种“理论”和“术语”保持距离,致力于去抢救和挖掘一个一个新鲜的事实,通过文字激活人们对具体生活的感觉,非虚构写作不属于参与争论的一方,而是属于所有人理解所有人的一方。

以下是与金赫的对话:

Q:作为编辑,你是如何判断一个选题是不是“好选题”的?

金赫:一个选题是不是好选题,就是当你在选题会上说出它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个好选题。如果你不能说服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那这个选题的价值就非常可疑。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标准,也可能是唯一的标准。因为语言是不稳定的,事物也是发展变化的。今天重要的选题,明天可能就不重要了。我如果说好选题符合一二三,在另一种语境中,可能被理解成四五六。比如,我说一个好故事必须具体,但关于如何具体,就另当别论了。可能你认为的“具体”和我想要表达的“具体”不是一种“具体”。这跟人类理解事物的方式有关系。因为理解某一事物,需要参与讨论的人具备共同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掌握相同的材料。而这个,需要一个编辑部或者是一个行业长久以来所累积的默契和共识。这显然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解决的。但可以确认的是,一个好作者,他的任务就是找到让他兴奋并愿意为之付出的选题,并且无论面临任何困难,他都会说“我愿意”。而一个好编辑,就是支持这个作者完成他的选题。

Q:那“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一个好选题吗?我看到有不少争论。

金赫:“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这个选题,我也看到一些争论,有一些争论甚至相当“理论”,或者相当“伦理”。但我觉得所有这些争论,都不是一个作者要考虑的。作为编辑,我也不会基于这些争论去给作者分配选题。事实上,一个跟文字打交道的人,必须有能力从一切理论框架里面跳出去,直接接触生活的源泉。没有一个作家会绕着一个“理论”写小说,同样,也没有一个非虚构作者会整天思考“理论”。如果这样干,就什么事都干不成。写字的人,首先要解决的是发生了什么,故事主人公当时在干什么,想什么,经历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去贴近地理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写字的人必须站在“理论”和“术语”的对面,跟这些死的东西去争夺活的东西,去抢救和挖掘一个个新鲜的故事。写故事是死去活来。它本身根本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此处提及的稿件为《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凡好故事必有张力。在陈直这个故事中,我看到了一种生存本身的张力。这种张力,就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和一个思想劳动者之间的张力。陈直当然是一个“农民工”,但同时他又不是一个“农民工”。决定操作这个选题之前,我去读了他翻译的文本,陈直的书单,很多也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他的言说品质如何,只需要看看他说话的方式就可以了。我看到很多评论人士认为他属于那种“民间草根文人”的叙事类型,认为陈直不过是业余爱好者,不值得关注云云。这是一个根本误判——有一些评论人士似乎认为哲学是专门学科,只存在于学院中,由专门的人士研究,这说明他们自己根本不懂。事实上,陈直的很多思考,包括他打开自己的方式,都离哲学更近一点,而不是离“噱头”更近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人物值得去写。

陈直故事的张力,还在于人存在的本质。他的故事中,工厂车间占据很大的比重。但这份工作对于他来说,是作为“时间的长度”,而不是作为“意义的长度”。我看到哲学家齐泽克专门评价了陈直的故事,也是从这里面入手的。事实上,技术在这里实质上不仅仅体现为一种生产组织方式,而是体现为一种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在技术的摆置中,一个能够思考的特殊的存在者,也就是人,在冲突中感到苦恼,难道不值得记录吗?人生充满劳绩,多少人对生活感到麻木,而从来没有思考过存在呢?但是总有一个时刻,一个人会思考点什么。这是一个很海德格尔的主题。这不仅仅是陈直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我关心的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理论。

但进一步说,即便存在一个所谓的“民间草根文人”的故事类型,即类似余秀华、范雨素这种叙事,我也不觉得有任何不妥。这种故事类型不是所谓的“噱头”,它只不过是人类理解事物的基本方式。只要还是人类,就会被特殊的事件吸引,进而理解自己设身处地的世界。这能有什么错?难道我们要拒绝相互理解吗?克尔凯郭尔说,特殊决定自身及一般,人类必须在“特殊”的地方去理解和思考“一般”,因为“一般”自己理解不了自己,“一般”比较盲目。写故事的人必须重视“特殊”,这是理直气壮的事情。从很早的叙事作家,一直到今天还在写字的人,都是这么存在的。质疑这一点的人,也要依赖这种方式认识世界。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争论的。

我们必须假设,生活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而我们所能倚赖的全部资源,就是直接的生活经验。所以在讨论某一“理论”时,不能剥掉这些经验。这里面有一个界限问题,即大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分工不同,打开世界的方式也不同。一个写字的人的任务和一个学者的任务,怎么可能一样呢?尊重这种不同,是全部有价值的对话的基础。最近我看到围绕一些报道所引发的争论,很多都是不必要的,都是由于表达的热情,溢出了自己的经验范围。因为社交网络的便利性,最终导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争论。但非虚构写作不是参与争论的一方,它应该属于生活本身这一最基础的东西,它是这么一类事情,即通过文字激活人们对具体事物的感觉,他是属于所有人理解所有人的一方。

Q:对您来说,一个选题的公共性是最重要的因素吗?

金赫:公共性非常重要。但是关于什么是公共性,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觉得使用任何术语,都需要一些前提。如果不讨论这些前提,我们就是在讨论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所谓的“风卵”。所以,当我们使用“公共性”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假设了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一种公共性,并且不可或缺。如果我们大胆做了这么一个假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这种公共性与其他的公共性,比如与非洲的公共性,与美洲的公共性有何不同,也就是要考虑我们所生活的土壤,考虑我们的具体经验。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问题,很多人都在谈论公共性,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比如明星传出绯闻,经常发声明,“抱歉占用公共资源”,他们似乎认为公共性就是一种“注意力”,不然他们怎么会占用呢?我没想明白。

我觉得有一个基本值得信赖的观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都是成立的。那就是一个写字的人的任务,就是通过精心打磨一个个故事,以激活人们对具体事物的感觉,恢复生活的本来面貌。即我们所能做到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弥合不同圈层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分歧,提供理解的力量。这就是最大的公共性。关键是“致力于”这三个字,这说明我知道这件事的困难程度。但是创作从来不是容易的事,也从来不是可以完成的事。柏拉图在一篇对话的结尾说,“所有美的东西都是困难的”。深以为然。

Q:怎么激活人们对具体事物的感觉呢?为什么这么说?

金赫:陌生化。写作需要“陌生化”,甚至成败就取决于“陌生化”。这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什克洛夫斯基的发明,大江健三郎也这样讲过。最成功的稿子往往藏在陌生化最彻底的地方。因为日常生活就像是一台不断重复的机器,今天我们吃饭、睡觉、发呆,这些事不断重复,所以人们对他们的感觉不断磨损,以至于逐渐丧失了感觉。丧失了感觉的生活,也就是一种无意义的生活。而写作想要取得成功。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技巧,比如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细节,或者独特的理解,去恢复人们对于具体事物的感觉。哪怕仅仅是一刻钟,我们知道了,生活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Q:那如何做到陌生化呢?

金赫:开始写稿的第一步,往往是一个好的开头,人们认识事物是从惊奇开始的,所以写作的开篇必须激发读者的好奇心。要围绕“主题”制造一层光晕,把读者带入到那个故事里去。可以用一个细节开始,也可以用一堆细节开始。但是要确保这些细节本身能够把读者牢牢地吸引在那里。写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反复思想实验的过程,把一个文章细碎切分成很多个叙事模块。每个模块,都必须不断地挖掘新的观察角度,反反复复介入文章的“主题”。

Q:对于一篇稿件来说,逻辑非常重要,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金赫:逻辑当然很重要,甚至比文字本身的质感更加重要。对于私人写作来说,有时候作者可以把激情呈现为一种意识流,这无可厚非。但是非虚构写作首先是一种在大众意见范围之内的写作,写字的人就必须把它呈现为一种有结构的作品。所以,我们首先必须知道自己写作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围绕这个主题,去建立故事本身的呼吸,通过不同的角度逐步介入,这涉及到很多的技巧和方法。在此无法具体展开。但是,正因为这些技巧和方法,写作才是一个有很高门槛的工作。就像福楼拜给自己设计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包法利夫人偷情事件”。为了解剖包法利夫人的悲剧,他表现的像一个伟大的外科学派医生,层层抽丝剥茧,最后给人造成强烈的印象。熟悉19世纪小说的读者都知道,“偷情”是那个时代小说创作的母题,因为这背后是旧的家庭结构的解体。

Q:那我们这个时代的母题是什么呢?能举个例子吗?

金赫: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自己的母题。写字的人如果不想被淘汰的话,必须重视这些母题。比如技术和人性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最终呈现为一种日常经验。比如《卷入女儿耽美举报案的武大教授》这篇文章,社交网络——也就是技术的一张面孔,看似联结了整个世界,但其实是把世界分割成一道理解的鸿沟。这篇文章,要呈现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案件问题,而是二次元世界和三次元世界之间“隔膜”的母题。这个故事试图呈现:打破了圈子和圈子的界限,意味着什么?也就是“理解如何可能?”为了呈现这个主题,结构运用就显得很重要了。我们必须确立一个站在两个世界中间位置的主人公,即文章中的父亲,因为只有他的位置,才能够看到两个世界。因为自己女儿的命运,他既能够看到耽美的世界,也能够看到高校的现实世界。这个角度的选择,直接决定了稿件的成败。接下来就很简单了,围绕这个主题,通过不同的视角,逐渐深入,反复介入。形成一种叙事的递进和变化。逐渐带领读者深入这个故事的迷宫。

Q:有什么关于文章结构的方法论吗?

金赫:涉及到书写问题,我不喜欢谈方法论,因为所有的方法论都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成立的,离开了特定的条件就不成立。但我可以谈论一些写作的技巧。其中一种技巧,从古典时代的纪事作家,一直到今天的非虚构作者都在使用,即环形结构。它的本质就在于故事的开篇和结尾展开的细节,制造一些重复,互相呼应。在环形结构所框住的叙述之内,围绕表达的主题,通过不同的视角,在不同的层次上,一圈又一圈的画圆,逐渐深化,反复呼应。用这种方式把叙事模块组织起来。

写作一般有五个文本要素。一是细节,包括场景还原和描写。细节是否生动,决定了文本的质感。二是叙述,叙述是用来推动叙事的。要慎用转折词,文章中过多使用转折词是叙述不自信的表现;三是评论,文章的调性取决于评论语句。评论语句取决于文章立意。四是引语,包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五是资料,比如数据和背景材料,提供背景,实际是提供全面的理解视角。这些文本要素,往往以有节拍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呈现一种变奏。

Q:最后一个问题,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取一个好标题?

金赫:其实已经讲过了,关键是陌生化。标题最主要的是词语跟词语的摩擦,这个摩擦往往起到激活词语感受的作用。因为词语的表达是流动的,它像一座金矿,今天挖一点,明天挖一点,组建这个词语的意思迟早会被挖空。比如“理想主义”这个词,在我还当记者那个年代,它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语,但是今天提起这个词语,大家都嗤之以鼻,因为用的人太多了。用的人一多,它的意思就会被挖空。对写字的人来说,必须得找到那些真正恰当的词语,能够迅速激活大家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认知。找到这样的词语,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你必须这样去做。如果有人告诉你,我有一套现成的方法论,绝对有效,那这个人一定是骗你的。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任何涉及到语言的东西,它都不能够提供一个模板,我们需要对于生活的感知,对于词语的敏感。如果说有什么方法论,那就是永远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去生活吧,去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去研究一个一个具体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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