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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8日，一架寻找 ISIS 恐怖分子目标的美国战斗机在叙利亚巴古斯村附近向一大群妇女、男子和儿童投下一枚炸弹，另一架联军飞机随后又向幸存者投下了两枚炸弹。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 远在卡塔尔的美军空中作战中心里，一名监测无人机监控录像的“困惑的分析师”看到这一轰炸行为后，在安全通讯系统中打出了“谁扔的炸弹？”这句话。该报报道称，大约有70人，其中包括几十个平民，可能在这一次灾难性的失误中被杀害。
2021年8月29日，一架无人机向阿富汗喀布尔的一个院子发射了地狱火导弹，造成10名平民身亡。远程操作的分析师通过“死神”无人机跟踪发现一名男子将一些东西装入一辆汽车，误以为他放的是炸弹零部件，于是发动了轰炸，但是后来才发现这名男子是一位救援人员。
以上只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团队在揭露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自2014年以来在中东地区对ISIS发动空袭所造成的1300多起据称为平民伤亡事件中的两起。《纽约时报》经过仔细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空袭行动一直受到问题重重的情报、仓促和不精确的目标选择，以及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亡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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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由八部分组成的系列报道震动了美国国防部，并在上个月获得了普利策国际报道类奖项。普利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赞扬了《纽约时报》“勇敢且不留情面的报道，揭露了由美国领导的空袭行动造成的大量平民伤亡，挑战了美国对于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官方说法。”
对空袭进行调查的其中一个重要方法是由两个英国非营利组织的记者和研究员开创的。调查性新闻局（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TBIJ）——它也是 GIJN 的成员，自2010年以来利用公共文件、新闻报道和一些原始资料追踪中东地区的无人机袭击；非营利监察机构 Airwars，自2014年以来也利用各种信息源，包括阿拉伯语社交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告，记录该地区的空袭和炮击造成的平民伤亡数据。《纽约时报》就是基于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100多个空袭现场的实地报道、对军方内部人员和证人的采访、由 Airwars 等数据库提供的线索，以及对通过美国《信息自由法案》（U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获得的机密军事评估文件库的分析，展开了调查报道。
《纽约时报》揭示了许多空袭发动者所存在的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确认性偏见，即先入为主地将日常物品/活动误解为武器或可疑的行动；第二个错误是缺乏对文化背景的认知，即用有缺陷的“生活模式”理论来预测平民的行动，而很少注意与可预测的事件有关的行为，如在斋月、正午高温下的活动，还有在 ISIS 战士迫使下平民进行的活动。
(记者 Azmat Khan 在短片中讨论了这些偏见是如何影响美国的空袭目标的)
同样，《纽约时报》在人员的伤亡核查过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偏见和疏忽。有几个城镇的伤亡情况根本没有得到评估，因为军方核查人员要么把它们与其他名字相似但没有被攻击的村庄混淆，要么声称无法在地图上找到这些城镇。例如，核查人员放弃了对摩苏尔 Siha 社区有30人死亡说法的调查，因为他们找不到有这个名字的地方——但《纽约时报》团队很快在谷歌地图上发现它被列为“Sihah”，而且通过谷歌也搜索到了新闻报道中存在“Siha”的英文拼法。与之类似，五角大楼的官员仅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两个分别名为“Al-Bab”和“Al-Gharbi”的地点，就驳回了在伊拉克一个名为“Al-Bab Al-Gharbi”的地方有平民死亡的说法。
普利策奖委员会在2022年授予《纽约时报》的国际报道奖时，指出了Azmat Khan作为特约撰稿人所发挥的作用。图片由本人提供
在这一系列报道获得普利策奖后，记者们甚至赢得了美国军方的罕见赞誉。五角大楼的新闻秘书 John Kirby 在回应《纽约时报》的获奖报道时说：“我没法说面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让人高兴的。但我想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事情本不该是这样的，而自由媒体所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对我们进行监督。”
为了了解他们调查的幕后情况，GIJN 采访了该团队的两名关键成员。一位是《纽约时报》视觉调查团队的成员 Christoph Koettl，去年9月他最初负责喀布尔无人机空袭的报道，一位是系列报道的首席记者 Azmat Khan，她是《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调查记者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助理教授。自2016年以来，Khan一直在挖掘中东地区的空袭造成的平民伤亡情况，当时她和一位社会学家一起采访了军官和当地的目击者、调查了伊拉克北部某地区的103次空袭，并以此作为样本得出结论：每五次所谓的“精准打击”就有一次会导致平民死亡。Khan 指出这一比例比五角大楼承认的数字要高31倍，而且一直存在于“数以万计的空袭中”。
报道是如何诞生的？
这次报道中一个重要经验是如何从不熟悉的文件中挖掘出新闻。Khan 说，在获得五角大楼2016年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袭击的单一平民伤亡评估报告后，她出乎意料地发现这类文件包含了大量有关军事通信的细节，但缺少被轰炸社区的详细信息。
Khan 解释说：“我被我在第一份文件中读到的内容震惊了——里面写到‘我们看到人们打开大门’，[美国军方]将其称之‘ISIS 的战术’……他们说这是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拍摄到的画面，同时没有看到妇女和儿童，好像他们当时就在那里一样。因此我知道我需要得到更多这样的文件。”
(Khan 在短片中解释了她报道平民伤亡的起源。）
Khan 之后提出了信息申请，并提起诉讼，要求获得更多五角大楼发布的伤亡评估报告。去年的时候，她已经累积获得了1311份类似的报告。去年9月，Koettl 和他的团队偶然发现了美军无人机8月在喀布尔造成的7名儿童死亡事件发生前的监控录像，由此开展了一系列报道。该视频显示，一位受人爱戴的非政府组织援助人员 Zemari Ahmadi，因为替老板拿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以及用蓄水罐为家人装水，短时间内就被军事分析师错误地认定为恐怖分子。
Koettl 回忆说：“Zemari 的同事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早上来装满他的大水罐。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当一个人把巨大的包裹装进车里，竟然会被美军认为这是一个炸弹。在我们问他的同事是否有这些蓄水罐的照片后，我们获得了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监控录像。”
Christoph Koettl，《纽约时报》视觉调查团队成员。图片由本人提供
报道发布后，五角大楼改变了其最初“这是正当打击”的说法，承认了这是一个错误，但随后声称袭击仍然是合理的，因为 Ahmadi 将车停在了 ISIS 的“安全屋”的旁边。Koettl 的团队很快也推翻了这一说法，表明五角大楼声称的“安全屋”实际上是一个家庭住宅。Khan说：“我认为 Christoph 和视觉调查团队对喀布尔袭击事件的报道唤醒了全世界，让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平民伤亡事件很难被当作优先报道的新闻。”
虽然在该系列报道之后几乎没有军方人员为此负责，而且改革的迹象也不明显，但 Khan 认为报道产生了一系列持久的影响，包括团队形成了成熟的调查模式，以及五角大楼向其他记者开放了评估文件。
Khan说：“你不会在一夜之间在军队这样的机构看到你想要的各种变化，但我从公众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军方的错误中看到了希望。很多研究人员现在正在仔细研究我们公开的文件，以审视像战争法这样的东西，这正是记者们不擅长的领域。”Khan 补充说：“我们现在看到新闻媒体将会更加怀疑军方所声称的精准性，并且努力揭开空袭造成的伤亡情况。”
(Khan 谈论《纽约时报》的系列报道将如何影响媒体未来对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调查）。
在核查了 Khan 收集到的文件后，Koettl 说他的团队注意到军事行动决策中出现了一系列“由微小错误引发的严重后果”，以及存在的系统性问题。
他解释说：“我们注意到，许多军事核查人员确实拥有一些技能和工具，比如使用谷歌地球和Wikimapia——这些工具我们也会使用。但每隔几个月进行的轮岗，使得他们（军事分析师）缺乏足够的培训和必要的语言技能，这也导致了他们的工作缺乏一致性。归根结底，最后的结果还是取决于分析师个人有多在乎（袭击的准确性）。”
《纽约时报》使用 Maxar 卫星图像来比较叙利亚空袭前后的状况。报道截图
Khan 则通过将评估报告中的 GPS 坐标与卫星图像证据和目击证人的证词进行比对，以及密切关注联军发布的袭击视频来核查官方声称的伤亡状况。
Khan 说：“在我去实地调查之前，我会利用卫星图像对空袭地点的情况进行前后比对，并把分析结果整理为一个文档。一开始，我用的是卫星图像服务 TerraServer，后来，我改用 Maxar 和谷歌地球来寻找空袭前后该地点发生的变化，以及它们是否与官方文件中的描述相一致。在采访目击证人时，我绝不会用官方文件中的信息来引导他们，因为人们可能倾向于直接确认这些信息。”
调查平民伤亡的数据库
Khan 特别推荐记者利用专门的数据库来调查空袭伤亡情况，这些数据库具有不同层次的信息源，包括公开的军事声明，当地语言的社交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报告。
- Airwars. 该资料库由英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运营，自2014年以来收集了6个国家（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和也门）的6万个声称由炮击和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数据。它的数据库包括数以千计的军事文件、非政府组织帐号和阿拉伯语新闻和社交媒体报道，并对信息源进行评估，指明信息核查上存在的限制和哪些来自官方宣传。Khan 说：“Airwars 对国际调查记者来说非常有用，因为你不仅可以看到美国的军事声明，还可以查阅例如法国是否可能参与了这一天或那一天的打击，以及关于澳大利亚、荷兰等盟友的信息。对记者来说要进入其中一些地区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当你不知道地点在哪里时，这时候Airwars就派上用场了。”
- Drone Wars database. 该数据库由调查新闻局（TBIJ）编撰，重点关注2010年以来联军在阿富汗、也门、巴基斯坦和索马里进行的空袭。Khan 解释说：“TBIJ的做法非常棒，因为你可以很容易下载到关于也门、阿富汗和其他国家的数据，而且你还可以阅读他们的调查方法。数据库提供了空袭地点大致的地理位置，以及军方承认和不承认的事情。”
- Wikimapia. 虽然它不是一个伤亡数据库，但 Khan 认为这个部分众包的网络地图工具对于寻找被忽视的伤亡地点很有用，因为它汇聚了一些当地社区对事件的描述，并且经常包括一些西方地图中没有的标签和备用地名。她建议将其与谷歌翻译结合使用，或者交由会说当地语言的同事操作。Khan 指出：“不同国家的使用程度不同。Wikimapia 在伊拉克用得很多，在其他一些国家用得较少，不过它仍旧非常有用。“我记得我在调查摩苏尔西部的一个变电站的轰炸事件时，看到了这个变电站在 Wikimapia 上被标记出来了。于是我用谷歌搜索了‘摩苏尔’和‘空袭’两个关键词，就搜到了有关这一事件的 YouTube 视频，并将它用于验证事件的真实性。”
但 Khan 也提醒，由于缺乏互联网连接、错误的军事评估以及缺失或不存在的政府记录等因素，即使是最优秀的、基于文件的数据库也存在着明显的缺漏，为了避免严重的数据低估，现场调查是必不可少的。
Khan 说：“例如，我真的认为我们还没有了解到阿富汗因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的全貌，特别是在南部和东部的 Nangarhar 省和 Kunar 省。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阿富汗政府垮台后对一个村子进行平民死亡人数的调查。因为那里的人没有死亡证明。而没有官方文件，他们的死亡就不会被计算在内，所以我不得不挨家挨户地走访。”
收集空袭证据的工具和来源
- VisualPing. Khan 用这个工具来监测网页的变化，以便追踪联军发布或删除的打击视频。Khan 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工具。你可以用它来提醒你所感兴趣的特定网站的动向。然后我可以将我收集到的证据与军方上传的视频进行对比。我会问他们‘是否对某个地方进行了空袭？’有时他们会告诉我‘没有。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发现他们没有记录所有空袭地点的坐标的原因。”
- Google Earth Pro. Khan 和 Koettl 指出谷歌地球的桌面端在过去六个月里改进了其搜索功能，尤其是中东地区的搜索功能。用户现在可以使用它的延时滑块功能，精准下载某一地点空袭发生前后的图像。Koettl 说：“我每天都会使用谷歌地球。它对我报道喀布尔无人机空袭事件极为重要。人们有点低估了它，认为只使用放大功能就够了，但你还可以用它在地图上组织时间顺序和信息，还可以与同事分享数据。”
- 在 LinkedIn 和军事聊天论坛上搜索信息。Khan 说：“我不应该给出这个提示，因为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报道的一部分，你会对 LinkedIn 上发布的很多空战领域的招聘广告感到非常惊讶，我建立了一个相关的职位数据库。为了不在网络上留下痕迹，我喜欢寄手写信件给我在 LinkedIn 上找到的人。”Khan 表示，记者还应该留意军队的文职顾问和咨询人员。她补充说：“一位研究军事评估文件的前五角大楼顾问，就在我们的调查中勇敢地公开了身份。”Khan 指出，找到潜在联系人的另一个有用的方法是参加网络军事论坛然后翻阅评论区。她说：“当你看到人们说‘我在那里的时候……’你会非常欣喜。”
- 让身处战区的撰稿人打开定位服务。Khan说，现场撰稿人拍摄的大量空袭图片可能会因为他们未启用设备上的元数据功能而丧失可验证性。她说：“如果是像刚果这样的地方，有时候你能很容易地教人们使用工具来记录他们自己的经历并与你分享，但也许你也需要教人们在手机上打开 GPS 定位，让相片的元数据能被记录下来。”
当被问及是否有空袭受难者对报道获奖的消息，以及对人们开始关注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进行回应时，Khan 没有表现出任何值得庆祝的情绪。相反，她提醒我们，ISIS 的活动和美国领导的联军打击 ISIS 的战争给当地留下了持久的伤害。
她说：“几天前，我收到了来自喀布尔空袭事件中一位幸存者的信息。他失去了女儿。他说，‘我们还在喀布尔，我们还没有被疏散，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赔偿金。祝贺你获得这个奖项，你能得到多少钱？’”
“听到他说的这些话……”Khan 在停顿良久后补充说，“这是这份工作中我感到最糟糕的部分。”
Rowan Philp 是全球深度报道网的记者。他曾是南非《星期天时报》（Sunday Times）的首席记者。作为一名驻外特派员，他报道过全球20多国的新闻、政治、贪腐和冲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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