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冰点周刊》陈卓：深度报道编辑要如何做？

本文原刊发于“深度训练营”的微信公众号（zhongguojizhe2021），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转载

一篇好稿的诞生，除了前线记者的功劳，后方编辑的角色也是尤其重要的。从一开始对选题角度的把握，到采访过程中与记者的沟通协作，再到拿到初稿时对方向、结构和内容的拿捏，编辑就像是稿件的“产品经理”，在记者和读者之间扮演着“双向翻译”的角色。

深度训练营最近采访了《冰点周刊》的编辑陈卓，他在这篇访谈中以具体的稿子为例，分享了找到选题角度的方法、采访的技巧、如何在编辑中平衡新闻的可读性与真实性等。

《冰点周刊》编辑陈卓

以下是对话摘要：

选题的小切口，背后的大时代

Q：您对一个好选题的定义是什么？

A：首先是选题的故事性，即这个故事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张力。以前有一种说法是“每个人都可以写一篇人物稿件，但不见得每个个体的故事都是好故事”。怎样的人物故事才算好故事？我认为标准在于故事必须要有足够的张力，或者人物富有戏剧性。

发现故事后，如何确定选题角度，我认为评判标准是个体背后是否存在人们普遍关注的东西，即时代性。《冰点周刊》之前有一句话叫“小切口，大时代”，我们发现的选题往往偏向于传统类，所选取的往往是很细微的个体。但是在个体背后，一定有这个时代共同的关切，有这个时代共同的痛点，这样它才能够击中人心。

当接触一个人物时，我们往往并不能第一时间抓住这个人身上的特殊点，我们永远需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深入人物，最终找到人物背后的时代性。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在前方的采访和判断就显得非常重要。

如果要从故事性与时代性中间作选择，我认为选题背后所反映的时代痛点及公民关切是更重要的，这也是决定文章能否打动人心的关键。

Q：在一个选题已经被充分挖掘的情况下，《地震孤儿：别再关注我了》这篇稿子反而展现了不一样的角度，当初是如何确定角度的？

A：无论从最开始地震的发生，还是之后每周年的纪念日，已经有无数篇媒体报道，新的角度其实已经很难找了。事实上，这不是一篇策划先行的稿子，而是经过不断打磨才确定的这个角度。

当时焦波老师带着几个地震孤儿去拍纪录片，这是一个天然的好故事，它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有一个丰富的人物光谱，有一个很好的局外人视角，有很多非常好的选题方向。但进展却不是很顺利，采访对象的打开度很低，不容易接近。当时记者与他们同吃同住，很努力地想要融入他们的小集体之中。

但实际上，最终得到的关于地震孤儿内心感受的素材并不是特别充分。因此，第一稿仅仅是一个很常规的真实呈现，只是展现出来这些孩子在这些年承载着外界人士的诸多期望，以及在成长过程中，他们也有许多不顺意的地方。

最终的标题角度，是在漫长的改稿中不断删除无效细节或无意义的故事后磨练出来的。反复却不持续的善意和关怀，可能给一些灾民带来二次伤害。忆伤痛是一种纪念方式，但是不过度打扰是对幸存者的温柔守护。

冰点周刊的报道《地震孤儿：别再关注我了》

从玉华老师看到这篇稿子时，认为标题不如起名为“地震孤儿：别再关注我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有些直接，但是仔细一想，这个标题其实能非常准确地表达这群孩子当下的内心状态。厌烦被外界关注，是这些地震遗孤自我保护的呐喊，也是心理求助的信号。承受外界太多理想化的期待，实则是对他们创伤后精神世界的压迫。心理重建远比生活重建困难，不过度打扰，是另一种抚慰和关爱。

如果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就能打磨出“地震孤儿，别再关注我了”的角度，可能最终在文本的呈现上会更集中。但现在来看，其实标题仅仅提炼了稿件比较亮点的部分，纵观整篇稿件，并不是完全围绕着这个方向来写的。

Q：一个选题往往有很多方向，要如何才能找到最独特的角度？

A：当确定了一个有意义的选题之后，它的报道操作绝不是单纯地把事情讲述一遍。首先要明白，为什么想写这个选题。在《冰点周刊》的选题会上，会让大家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选题，这句话中要包含选题目、选题意义以及思考角度。而编辑需要对选题方向有一个大概的设想，以便记者去做初步采访。

但不可否认，有时候我们对选题可能涉及的内容是完全未知的，这种情况下记者能做的是尽量把情况摸清楚，先了解事实是什么，再去深入发掘重要部分。对于那些已经清楚的事实，我们会首先预设选题的发展方向。但我很期待看到先前的预设被打翻，我希望记者通过采访得到的答案是可以推翻预设和判断的，或者指出这个预设的方向有误，也许我们就可以找到选题的全新角度。所以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一定不能机械地提问和记录，必须要非常敏锐地打开五官去接收信息；同时在采访中进行信息处理，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计算机一样，能够抓住信息的重点，并顺着重点去继续提问和追问。

有的记者采访回来与编辑沟通时，会事无巨细地把采访到的内容事说一遍，等着编辑确定重点，然后再去补采追问，我觉得这样操作效率非常低，而且很容易错过提问时机。以前我做记者的时候，有前辈教导我，在采访的时候脑海里就应该已经在构思稿件，甚至可以明确开头和结尾的写法；之所以要用这些内容做开头或结尾，是因为它足够吸引我，肯定也能够打动读者。而不能是我采访完以后，慢慢地整理冗长的录音，然后再从中去挑有效的句子和信息，最后才确定方向。

选题的角度，一定是从采访中慢慢找到的。

深耕深耘，方显深度

Q：稿件的深度应该体现在哪里？

A：编辑作为稿件的第一读者，一篇可以称之为有深度的稿件，给我带来的直接印象是它有很多超出我预期的东西。一篇非深度的稿件或一篇不太成功的稿件，讲述的内容我们基本都了解，可能它写得很全面，但是我读足够多相关的稿件自然会了解这些信息。可一篇深度的稿件，一定能讲出我在此之前不了解的事情。

如果是写人物稿件，如果记者采访得不够深，对人物理解得不够全面、最终就会写得不够透彻。这样的稿件往往人物特别脸谱化，不管人物是正面形象还是负面形象，都非常不立体、非常刻板，稿件也只见叙事不见人。读完后，只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但却不能对这个人物有一个非常立体的把握。而一篇非常深入的稿子，读完后一定能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们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具有复杂性的人物，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Q：《保住第八位幸存者的腿》这篇稿件故事感很强，而《知网怎么了》更注重分析，稿件中是否会存在故事性削弱稿件深度性的情况？

A：这两篇属于方向非常明确的两篇稿件。前者是本身故事便具有张力，其深度性就取决于它的故事是否足够丰满，是否足够打动人，是否有能力让人读完后摆脱先前对其中形象标签化的认识。当这篇稿件达到了这个目的，这个故事的深度性就成立了，所以不存在故事性削减深度性的情况。

而对于后者，当然也可以讲故事，我们可以去讲知网创作者的故事、可以讲使用者的故事等等，但故事一定是要让位于背后的道理，即当我们讨论知网的时候，我更想知道知网到底怎么了？它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该如何构建一个更好的学术查询网站？我们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查询体系？我们更想了解这些，而不是某个人干了某些事。如果这篇稿子一定要去追求故事性，可能这篇稿件的力量就减弱了。

Q：您提过媒体需要补充解释专业知识以减少大众的认知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平衡专业知识普及与稿件的深度性之间的文本内容？

A：我刚入行的时候，我的老编辑常说稿子的撰写标准是让最低学历的人都能够看明白。以前有同事经常拿着稿子去给邻居读，去给认识的人读。所以一定不要故作高深，故意用一些生僻拗口的词语或复杂的句式。把一个很深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我觉得这样才是一篇合格的深度稿。

比如郑州暴雨，在开始有暴雨以来，媒体做的关于洪水的报道非常多，但洪水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是有一定理解门槛的。报道中经常说到的“水位超限”、“圩堤的漫溃”等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是比较专业的名词。媒体的报道大多止于事实，但是对于事实以外的解释，现在来看至少有些报道是欠缺的，如果能够补充上这点，可能会有助于弥补媒体报道和民众认知之间的差异。

如今很多深度报道通常都会涉及到专业知识，这就要求记者给知识降级。这个时候就需要记者体现他们的专业性。

首先记者要做好足够的案头工作，让自身达到能够与专家对话的水平。其次是确保专业性，这个时候需要专家教授的把关。这种解释性的内容，记者只能尽量做表达，把专家的话进行加工和降级，在保证准确的前提下，凭借自身的理解用最浅显的例子重新表述。不管用什么方法，都需要把专业知识降级，这其实也很考验记者的功力。并不是把词转述出来写对了就足够，而是要尽量简短、不违和地把这个东西解释准确。而普及这些专业知识，能够帮助读者站在另一个层面并通过另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同时也可以增强稿件的深度性。

所以记者应该掌握与专家对话的能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成为沟通专业领域圈内与圈外、专家与大众之间的桥梁。

编辑，就是要做好加减法

Q：关于采访，您通常会向记者提怎样的建议？

A：以《保住第八位幸存者的腿》这篇报道为例，在确定选题的当天晚上记者就联系采访。作者秦珍子非常优秀，在这个选题上，编辑做的调整并不多。第二天跟记者沟通时，得到了非常多的信息。做稿件就像盖房子，当第一次采访沟通后，所有的地基都已经打好了，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在这个基础上确定建筑的方向，看是要盖一座大厦还是别墅。

这篇稿子最成功之处，我觉得是在于采访本身，有很多细节时至今日仍然很打动我，包括救治过程中的细节，包括那些医生对于“救治”的理解，以及患者在等待救治的现场状态。记者在采访环节就要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要去捕捉和呈现细节。就像铲土机一样，把现场有的东西都拉回来，而不是依赖于编辑在后方做了多少的确定和修改。

我并不会在每一次采访中都要求记者出一份具体的采访提纲。有一些特别难的选题，或者特别复杂的事件，我会希望先和记者聊清楚。比如围绕这个选题方向，我们可以去设计什么样的问题。在进入选题时，记者编辑一定要对选题有基本的判断，对整体讨论的走向有大概的共识，但并不一定要有落在纸上的采访提纲，或者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从个人作为记者的经验来讲，我比较喜欢列采访提纲的时候穷尽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也许并不会在实际采访间提到，但是我会都列出来。有些问题会非常细致，一个问题下分出好几个小问题。列这么细致的提纲，并不是为了和编辑商量或者让编辑去做修改，而是避免在采访的时候冷场。哪怕是和采访对象说着说着没话题了，我还可以从采访提纲中找出一两个问题，使采访能够继续下去。

Q：采访很难推进时，编辑或记者应如何处理？

A：首先要看我们是否足够放下自我。一名记者的底线首先是对采访对象有绝对的尊重，要充分尊重采访对象的意见，同时要和采访对象有足够的共情。记者不是以猎奇的心态去进入选题，不是只想知道这个故事中最惨烈的部分，而是应该站在当事人身边与他产生共情，去感受他的情绪，和他站在一起去面对现实，从事件中间吸取教训，并且用专业的技巧去把他的故事呈现出来。

我们经常说要对采访对象表达感谢。对于采访对象来说，配合记者深入回忆，尤其是充分回忆细节，对于他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没有人有义务配合我们的采访，尤其有些时候采访对象所处的环境也是纷繁多样的，他或许也沉浸在悲伤中，他可能是非常繁忙没有空闲的。

有些记者在出差时，能够蹲守好几天等待采访对象。他们会和采访对象一起下地干活，跟他一起做家务，帮助他做很多事情，慢慢地就有机会消除心理上的隔阂，获得采访机会。

在采访进行一大半时发现无法推进下去，这个时候可能的因素就非常多了。我们就要考虑很多，是不是能换一个角度去突破？是不是能找到其他同样掌握类似信息的人，再去完善事实拼图？是不是可以再等一等？比如面对一些悲伤无法自拔的采访对象，或者当前的内容可能对采访对象不太适合，我们是否能够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直到他有意愿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如果实在推不下去，也要做好心理准备，认清现实，放弃选题。

Q：在记者从采访到成稿的过程中，编辑起怎样的作用？

A：编辑需要帮助记者去寻找核心，帮助记者修正方向，而不是限制记者的采访和写稿。

以我的工作经验来讲，我希望记者的采访是非常丰富、有创造性的。他要对这件事情有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做编辑的传声筒，去机械地传达编辑在后方假想的问题，然后带回来一个事先预想好的答案。比如在和杨杰搭档做专栏时，我们会一起讨论选题，看到底哪一种选题更适合她去表达，同时更能击中社会的痛点，进而不断地调整稿件风格。

就编辑这道工序，我一定要确保所有应该采访到的信源和应该掌握的事实都已经完成，这是基本要求。首先要问记者，采访是否采到了需要的信息，如果没有就回去补采。如果能获取的信息确实只有这么多，就要考虑如何把有效的信息表达得更加明确，在什么地方插入会更加显眼，可以让读者一眼就看到。

此外，编辑的作用更多会在稿件的质量以及内容安全把关环节上体现。编辑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个后方角色，并不能和记者一起到现场采访，所以编辑需要依靠常识去做判断。比如有的时候，采访对象可能会由于情绪支配而控诉别人；但从编辑的角度，首先要凭借专业敏感性去做判断和筛选——“他说得好像不太合常理”，这种时候就需要提示记者注意这一点，或者让记者去向他所抱怨的这件事情的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第五方去做核实。有时候是常识错了，但是这种核实能帮助记者在现场做一个判断。

Q：如何把握新闻的可读性与真实性？

A：新闻的首要原则就是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管是非虚构写作、特稿，还是新的互联网传播形式下的一些内容组品，在追求可读性之前，要保证所有的细节必须都经过核实，是可追溯和查证，经得起考验的。

记者需要呈现的是事实而不是情绪。所谓的事实，是指能够交叉验证的，能够成立的、有证据的信息。但记者必须要非常深入地去理解采访对象，包括触摸这个事件中人们的情绪和感受，而不能做一个冰冷的记录者，只是把这件事情转述出来。有时采访对象可能会说一些带情绪的话，有可能是不符合事实的。记者需要在事后去验证这件事情，去理解受访者的情绪，再去做事实的表达。这个表达的前提，一定是理解，对情绪的感受，但在表达上应该是冷静和克制。克制，才能够让稿子立得住。

有时候为了增强可读性，记者会过度修饰采访对象的直接引语，这也是一种不好的倾向。还有一些新记者为了追求可读性，表达非常文学化，可能会用修饰性词语去形容人物的状态，但是人的心理状态是不可知的，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加这么多修饰，因为这反而会削弱事实本身。我觉得可以在不损害事实的基础上实现对新闻的探索；但倘若这种探索损坏事实，我觉得就越界了。以前我们常说，稿子要删到不能再删，减到不能再减。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和名词，少用虚词、多用实词，把所有与事实无关的东西都做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