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复杂，何以“正面连接”？

2021年9月1日，一家以“面对复杂”为信条的机构——正面连接，上线了。前三篇稿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此后持续产出深度内容。在原创已经弥足珍贵的年代，他们除了追求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增量，还在试图拓宽理解增量的边界。创始人曾鸣在不同场合提到，“不是汇入一个已有的响亮的声音，而是听那些不能发声的人表达他们的声音。”

在正面连接上线的一周年之际，深度训练营（微信公众号：shengduxunlianying）采访了正面连接的所有成员，以及部分合作伙伴，采访写作持续半年，试图以正面连接的方式“正面”他们的复杂。

这篇文章中，你会看到一家机构如何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活下来、并展现这个世界视而不见的重要部分。

“正面” · “连接”

我向来看不起衡水中学，认为他们考高分不过依靠无休止地做题。但我也知道他们很惨：班主任口中念叨的衡中管理模式——吃饭只要五分钟。

以往读过的衡中报道不外乎重复证明这两点。

2021年9月1日，我读到了衡中毕业生杜萌撰写的自述体文章。这篇来自正面连接的报道让我害怕，好像回到了刚结束一年的高三里。对分数的渴望，以及高考录取不佳的阴霾重新开始笼罩我。

害怕与感同身受，来源于稿件中具象化的细节：不会使用筷子的手，排队拿快递都会觉得“浪费”的时间观念，“非触”“有效生”“纸塑声”之类1984“新话”。

“正面”和“连接”，贯穿正面连接从选题到发稿的全过程。

2021年4月，还未本科毕业的杜萌来到这个尚未定名的机构，说是面试，其实是参加选题会。她向曾鸣提了几个选题，两人聊到衡中，这是她的高中母校，也是她毕业论文的主题。她提到了衡中的气味和声音。曾鸣马上意识到，这是真正在衡中里面生活过的人才能有的感觉，这是好的素材，选题获得了通过。

离开衡中将近四年，其中的生活细节近乎模糊。杜萌不断回忆，提笔。每周选题会，她都会拿着写好的一两千字片段去讨论：班会课，课件里飞舞的蓝色蝴蝶；起床铃是汪峰唱的《怒放的生命》，听到副歌不起床就会迟到。曾鸣听得“如痴如醉”。大家就着素材提出困惑和好奇，逐渐理清杜萌身上留下的衡中烙印。

细节足够充盈时，编辑部指出，这些细节就像无限放大一张照片，像素已经足够清楚，可它本身仍然是照片，情节没有流动。

他们建议杜萌回一趟衡中。归程的素材并没有用进稿件中，但帮助她找回了正确的氛围。

2021年6月7日，高考当天，出租车被挡在了衡中校门五公里之外。杜萌尝试找家长搭车，对方总是首先问：你上哪个大学？听了杜萌的回答后，家长都不肯载她，并出言讥讽。

她只好自己走了这段五公里的路程，也与仍然笼罩自己的应试教育阴霾获得了“连接”：只以分数为评价标准的世界，过去的四年和你的能力统统归零，所有人最在意的还是你的大学。

她找到了丢失的断层，情节也重新开始流动。

但即使收集到了足够多的素材，写到高三，杜萌还是崩溃到了极点。坐在电脑前，开始打字就会忍不住流泪。她尝试着跟猫讲自己的困境，猫会很认真地听她讲话，但她还是写不出来。她将这种痛苦形容为“坐上曾经的自己的副驾驶，眼睁睁看着车祸发生。”了解所以然还不够，要像幽灵一样坐上副驾驶，循环反复。

此时，这篇稿件已确定为首发稿，发表日期 2021年9月1日也已临近，编辑部甚至做好了这篇稿子中没有高三生活的准备。

曾鸣提出三个解决方案：上策是杜萌自己写出来；中策是杜萌口述，别的作者记下来；下策是打个括号：“这里发生非常重要的事，作者讲述这部分经历很痛苦，所以省略。”

说比写要容易，8月27日，曾鸣出差前托作者洪蔚琳再试一次。洪蔚琳拉着杜萌来到会议室里，开着录音，提了一两个问题，不断地表示很理解她。杜萌自己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所有的细节都被整理进了稿件。

作为衡中毕业生，杜萌深知这所学校对学生的“戕害”，可她在衡中生活了三年，甚至刚高考完还是护校小将，没办法直接将衡中放在审判台上。经历的痛苦过往像积木一样垒筑成大厦，最后轰然倒塌。这份扒开伤口，讲述痛苦的赤裸使稿件“不忍卒读”。

这正是“正面”所包含的寓意：正面面对，不迂回，不回避，不牵引情绪，毫无保留地把所有的复杂情绪传达出来。

8月31日，编辑部全员通宵，为第二天正式上线做准备。曾鸣早上到家后也还在工作，直到八点多才睡下。推送时他睡过头了，但并不以此为意：“(大家) 应该在此之前吃不下，睡不着，尽你所能。但做出来的结果，我希望能抛之脑后。”

“现在热点出来一个小时，满屏都是网上搜到的信息拼一拼，再加一点自己的观点。情绪的东西太多了。正面连接这样的是稀缺的。”曾鸣的好友、南方周末原新闻部总监曹筠武事先读过首发稿，看好他们，“正面连接做的事情，在操作技术上肯定比我们当年进步，更复杂。”

“正面连接”是什么？编辑于蒙阐释：“就是我们面对人、面对事、面对这个世界，试图和其他人连接在一起。”

选题会 · 对稿不对人

选题会是正面连接最重要的一件事。

刚发出的稿子、正在操作的关键选题，都要上选题会讨论，讨论甚至会具体到某个形容词或动词的用法。会议持续到深夜，甚至凌晨。开到后面，大家都觉得缺氧。作者开到一半困了，去外面睡一觉接着开。如果晚上七点多就结束，大家还会感叹，今天怎么结束得这么早。

深夜十一点左右，保安会巡逻一圈。最开始，他会面无表情地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众人说：不知道。他拿出手机给他们拍照，然后走开。渐渐地，他（保安）熟悉了这一切，不再过问。

选题会上，曾鸣是个提问者：“比起其他媒体，能做什么新的东西？你想写的是什么？”对方回答完之后，曾鸣再讲他的想法。遇到喜欢的选题，他会直接站起来，掏出手机，给大家读一读。

在正面连接，除了每周一的选题会，有段时间周三会有固定的编辑坐班。作者和编辑每隔两三天会打一个长电话。

“他对稿件的热情大于任何事情，如果他的热情在流量和营利，那整个编辑部就不成立了。”于蒙说。

与对稿件的热情相对的，是处理其他事务的“松散”。

正面连接的首发稿，除了在几个群里发红包让大家帮忙转发，没有准备其他的运营手段。两个作者临时承担了运营工作，把一个个涌进来的读者，拉进读者群“正面咖啡馆”，其中一位作者用的还是极卡无比、摔碎了屏幕的红米备用机。

与很多媒体强调快出稿、多出稿不同，正面连接某些稿子的采写周期长达半年。

作者王雯清入职七个月才完成自己的第一篇长文，选题上会讨论了不下十次，基本上每次都是拿出一个新的版本。曾鸣催过几次，但还是让她接着写。

“直到现在，从来没因为谁完成工作量少了被我骂，或者被我扣钱，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用正确的工作方式完成重要的事情。”曾鸣说，真正的管理是要让作者去做容易的事情——让他们不遗余力地去写稿。

当然，他也坦言，一篇稿件做了很多个月，机构压力也会很大，如果每篇都这么做的话，也无法持续下去。

在智族GQ工作时，曾鸣希望选题会的氛围可以更放松一些，在公司开会，大家有点拘谨，因此有一年多的时间，选题会是在国贸的咖啡馆或者是户外开的。

一次，作者吴呈杰在什刹海附近看到一张能容纳十余人的长桌，觉得适合开选题会，发到群里征求意见，曾鸣回复：“那我们这次去外面开吧，明天是个大晴天。”

实习生于友嘤提到，选题会偶有新面孔出现。他们欢迎同行甚至是普通的读者来旁听选题会。这种习惯从曾鸣在智族GQ的时候就开始了，以至于编辑康路凯提出要参加其他媒体的选题会，被拒绝时才意识到，选题会对很多媒体而言，是一件私密的事。

“如果有到位的批评，为什么不去听？”曾鸣始终认为，业务讨论不应局限在内部，应该有更多外来视角的碰撞。所有人会对稿件做点评、提意见。

一次，康路凯和另一位同事先是争论，接着站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大家分成两派，展开辩论。来旁听的潘逸飞有点被吓住了，心想：他们以后怎么面对彼此呢？

但正面连接的作者和编辑都知道，他们的所有争论都对稿不对人。争论在正面连接很常见，可能长达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大家隔着一张长桌争论。有时谁也说服不了谁，各自回去消化采访记录，下次再争。

潘逸飞本来对上会改稿的稿件兴趣不大，也觉得自己的观点不够成熟，不敢说。但听着听着，反而被吵出了很多想法，热血沸腾，中途举手加入了争论。

“孕育” · “真问题”

在潘逸飞看来，正面连接做稿子，就像孕育一个生命。

与大多数作者不同，她是北大附中前创意写作课老师，应正面连接之约，写下自己所经历的教育改革。

2021年12月27日，从北大附中离职将近一年的潘逸飞第一次来到正面连接的选题会。选题会没有开场白，只有于蒙说了句，今天有北大附中前老师来旁听。潘逸飞以为轮到她自我介绍了，刚准备说话，曾鸣就开始盘点上个星期的稿子，大家直接进入了工作状态，她又把话咽了回去。

直到有人提到了不久前被免职的校长王铮，于蒙说，正好北大附中老师来了，咱们可以多聊一聊。

2009年，王铮担任北大附中校长，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消除行政班，实行学院制，推行二一分段：给高一、高二学生自我公民教育的空间，高三学生则专门备战高考。

然而潘逸飞工作不久，北大附中的改革不断收缩。她执教的创意写作课渐趋边缘化，还有不少教师离职。2021年冬，校长王铮也被免职。

接下来两个小时里，潘逸飞一直在讲自己经历的改革故事。她越说越兴奋，却顾虑重重：这是选题会吗？这不就是在聊八卦？

事实上，其他人已经被她的故事深深吸引。结束时，大家告诉潘逸飞，今天她讲得很成功，还追着她问，忘记开录音了，回去还能记得说过的话吗？

“我都记得，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很久很久了。”潘逸飞回答。

曾鸣说：“像北大附中这样自上而下的改革，走到现在花了十年，但走回去只要一瞬间。”在北大附中的三年里，潘逸飞动过记录的念头，但始终没有说服自己。选题会上曾鸣讲话的一瞬间，让潘逸飞下定了动笔的决心，“他们不是在讨论要写一个爆款，你会真实地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关心”。

潘逸飞将这次选题会形容为孕妇第一次去做B超。整个医院从专家到实习生都围拢过来，看着机器屏幕说，这是个好孩子，要有信心，把它生下来。

平常十二点就睡觉的潘逸飞，从开始写稿到完成，三个月里几乎每天凌晨五点才能入睡。每天一睁开眼，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琢磨稿件。

写作的时候，潘逸飞问文章的编辑于蒙：“会不会觉得哪个地方弱？需不需要回忆新的素材填补？”于蒙建议她不要做：“由于事件产生的疑问是真实、自然的，产生了疑问以后把前面的事情换成更重要的，可能带来的不是同一个疑问。”

“于蒙是一位耐心，信任我的编辑。”第一次和于蒙见面，潘逸飞花了两个小时漫无边际地聊自己在北大附中的感受，于蒙耐心地听完，并邀请她来参加正面连接的选题会。

初稿上交后，大家告诉她，“孩子”发育得很好，但还要多补充营养、多运动，他们指出了文章的问题，认为它“私人的部分太多，像日记”，需要用更多外部视角的素材，把公共性的部分写得更清楚。

写作第二稿时，潘逸飞不断审视素材，寻找真正具备了公共性，与教育、改革、社会现状相关的，填入文章。她在稿件里写下，2019年的秋季新学期，新生不能选课了。他们的课程缩水了，80个学生编在一个班，一周只有两节90分钟的课。教研内容退化为：如何让学生交作业。

编辑部的争论在共享文档里继续：潘逸飞发现了康路凯和另一位同事的批注：有时是康路凯把一句话删掉了，另一位同事在后面写了个括号，说：“我觉得这句话可以留。”她心想，自己一个“普通产妇”，何德何能让那么多专家围着指导。

交完第二稿，潘逸飞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这一稿几乎是全新的，但也被编辑部认为失去了教育改革亲历者的自我表达。

关键时刻，于蒙将第一稿和第二稿筛选、组合，成第三稿。潘逸飞原本担心自己的情感表达会为了更适应形式而牺牲，但她发现并没有，于蒙还帮她找补了不少。

潘逸飞向于蒙说起了王铮。北大附中改革操之王铮之手，教师在改革中几乎没有话语权。到改革后期，常年跟在王铮身边的是他过去的学生，大部分老师与王铮缺乏沟通的渠道，这一直很困扰潘逸飞，第一稿甚至鲜少提到校长。但当她心平气和地写了关于王铮的内容，才意识到没有王铮就没有这场改革。于蒙马上跟潘逸飞说，这个感受很动人，可以直接写在稿子里。潘逸飞才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表达。

于蒙懂得作者的痛处，曾鸣则能洞见作者的弱点，并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2022年2月28日，潘逸飞和于蒙都认为稿件即将收尾，开始想题目。晚上，于蒙突然找到潘逸飞：“曾鸣又提了一些修改建议……你还改得动吗？”

潘逸飞这才看到曾鸣在共享文档里写的一段话：“感觉潘老师一直在压抑着进行表达……这篇稿件不能这么做。即使改革失败了，这篇稿件也要呈现出一个改革支持者的风骨，文章太中规中矩了，太不创意写作了。”

所谓“风骨”就是选题中包含的“真问题”，写作者知晓“真问题”时，会兼具兴奋和害怕，但如果害怕高过了兴奋，就会选择回避。

因为在改革中没有话语权，事实上，潘逸飞一直对改革中的反反复复颇多怨言。直到2019年秋天，创意写作课教师集体搬出办公室，开始漂流办公，潘逸飞才意识到，改革并不是她的对立面，“不是改革把我们改没了，我和改革是一条船上的人”。

潘逸飞试图逃避的“真问题”，就是北大附中教师在改革中长期没有话语权。一开始，她出于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其他老师隐私，将这个事实隐藏了起来。曾鸣指出了这一点，也让潘逸飞意识到，“如果再逃避，这个东西就不成立了”。

一个在终稿中被补充进来的细节是，王铮被免职后，只有两位老师公开怀念校长，最开始，潘逸飞只写了学生们对校长的追忆，有意隐去了老师的态度。

潘逸飞自己的创意写作上课过程，也是终稿才补充进去。因为她之前不确定是否有人愿意看老师怎么教课。

稿件被批评了，也因此有了更好的可能。

“大家并不是在正面连接写稿之前就已经是符合标准的作者，坦率地说编辑也不是，更刻薄一点，主编也不是，我们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标准，为了这个标准，就得付出这些东西。”曾鸣说。

标准 · “摸高”

曾鸣认为，正面连接的稿件标准需要达到逐级提高的三个层面：“事实准确”、“语境准确”、“情绪准确”。

正面连接的第二篇文章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儿子自杀后，为了防止儿子的悲剧重演，父亲投入到青少年自杀干预的事业当中。但事实上，父亲眼里的儿子与儿子的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探寻事件的真实情况，同时拿捏情绪，对作者和编辑而言十分艰难。

最初，作者吴呈杰被父亲投身青少年自杀干预所打动，第一次去当地采访，待了十二天，和父亲形影不离地待在一起。他回忆，那时的父亲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而父亲眼中的儿子“1米86，阳光开朗”。讲到伤心的地方，两人会一起痛哭。

但随着采访深入，吴呈杰发现，有事实和父亲的叙述对不上：十二三岁的时候，父亲让儿子一个人去各地旅游，可儿子的日记显示，这次旅游是一个叔叔陪他去的，也完全没有提到父亲。此外，儿子的QQ空间里，有一张他画的小男孩，手举一张笑脸，背后，眼泪流了下来。

吴呈杰向编辑部坦承了困惑：他既不认为这是一件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好事”，也无法找到更多的事实佐证。编辑部就谎言要不要写展开了争论。有人认为不要写，在曾鸣看来，这关乎事实的准确，如果最基础的事实问题都回避，那接下来的理解也无从谈起。为了厘清最基本的事实问题，在第一次采访结束后一个半月，吴呈杰去了第二次。

第二次去当地采访，吴呈杰待了十天。这次，他找到了儿子的朋友们，并且和其中一名同学聊到了凌晨两三点。同学眼中的儿子“1米72，早有自杀的念头”，有暴力倾向，有时会拿拳头砸墙。

他还发现儿子跟父母的关系其实并不像父亲所说的那么融洽。当他把上述细节告诉父亲时，对方迅速以自己的方式将它们覆盖掉，自顾自地夸儿子阳光。

“我必须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不然我承受不住。”采访结束后，他买了选题会当天最早的高铁，提着行李箱来到编辑部。吴呈杰告诉同事们，其实儿子之前尝试过自杀，也向朋友们呼救过，但父母完全没有收到求救的声音。最让所有人震惊的还是儿子的实际身高和父亲的叙述完全对不上。

此时，父亲已经被其他媒体报道过，文章中，父亲深入“约死群”，尽力挽救其他想自杀的孩子，这是事实，但并不全面。

挣扎后，吴呈杰决心将所有的事实呈现，告诉大家，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好事并不是事情的全貌。

这正是“语境准确”，在更整体的语境中去表达，不能断章取义。

可稿件的后期写作逐渐偏离了父子关系的主线，过多地呈现事实本身，反而让父亲看上去有些“冷酷”。

“如果这种谎言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活下去的方式，有必要这样吗？”吴呈杰有些犹豫。

编辑康路凯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认为这样对待一个父亲太残忍了，应该首先要呈现的是一个父亲失去孩子的极度伤痛，“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可能我也要去编造一个这样的世界。”

他还提出作者对父亲的观感应该是有层次的：一开始是完全贴合父亲的，后面发现了问题，完全不相信了，但到最后又能从某些维度中理解了，这中间的过程也要呈现。

为了呈现准确的氛围、达到情绪的准确，回忆起父亲是如何说的，比父亲说了什么更重要。康路凯又反复和吴呈杰聊：父亲当时哭了没有？怎么哭的？是用手心去抹眼泪，还是用手背去抹的……类似的沟通花了一个月。

即使有当时的日记作为辅助，现有的程度仍然达不到康路凯所要求的细致，吴呈杰不断地调动自己的记忆，回忆当时的情景。成稿中关于父亲对儿子去世走不出来的细节，也是康路凯从初稿和速记里“救”回来的。

两个人，两个世界是割裂的，它是个悲剧，但不是一个人的过错导致的。正是因为这一层的理解，因此在结尾，情绪上没有过分，也没有失控。被指出谎言的父亲，认真看完稿件后对吴呈杰说：“你下次来郑州还来找我。”

这就是最重要的第三层——情绪的准确，依靠大量采访形成外部视角的前提下，从受访者或者是作者本身的角度去理解，而非纯粹客观。

来正面连接之前，吴呈杰虽然仍有职业追求，但大体上还是在一个平稳的轨道上运行。来到正面连接后，吴呈杰明显感觉到自己“摸高”了。

找钱 · 谈判

2020年2月28日，曾鸣从智族GQ编辑总监岗位上辞职，和他前后脚从智族GQ辞职的，还有康路凯、于蒙、吴呈杰、洪蔚琳等人。

当天下午，大家在北京四环边吃饭。众人主张再做一个内容平台，曾鸣牵头，其他人是编辑和作者。曾鸣想先休息一段时间。大家催促他，只能休息一个周末，然后就得赶紧找投资。

曾鸣最初想到的是依托互联网大企业，但他发现，对方“并没有准备为好的内容去付出高的成本……双方对于好的内容也没有标准的共识”。

他又将目光锁定在风险投资上，不巧的是，2020年，疫情打击了投资机构的信心，文化领域的风险投资萎缩。很多投资人和曾鸣聊完，还是表示抱歉。

山穷水尽时，陈柯芯给了曾鸣一个微信，问他要不要联系一下某家投资机构的创始人，他对你们的项目有兴趣。

陈柯芯曾在曾鸣原供职的时尚杂志实习，在她的印象里，曾鸣不会为了做选题而做选题，只在意选题本身，“他对自己足够诚实、真诚”。

2020 年夏天，两人说起近况。曾鸣说自己找投资遇到困难。此时的陈柯芯刚刚转型为财经记者，她说，会帮曾鸣留意投资的机会。

陈柯芯记得，一篇报道中提到，一家机构投过许多看上去不赚钱，但对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很重要的项目。

她意识到对方能够与曾鸣匹配。她找到报道作者，请她帮忙引荐了这家投资机构的创始合伙人，向他推荐了曾鸣的创业项目。

曾鸣决定打一个电话试试。2020 年 11 月 12 日，曾鸣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寒暄后，直入主题。

曾鸣在电话里提到，一个人一年看深度报道，也就二十几次的需求；一年过完，回忆最重要的内容，能够提供理解增量的内容是从哪个平台看到的，如果第二年、第三年也是，那这个平台就会和他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要做承载大众记忆的平台”。

通话持续了 28 分钟。曾鸣觉得对方跟其他人不一样，不是滔滔不绝的那种人， 双方有点欲言又止，对话在笑声当中，以笑而不语结束。

通话结束后，曾鸣立刻把完整的商业计划书发给了对方，一并发去八篇团队之前做的深度报道，涵盖了文化、社会、商业等方面。

晚上10点40分，对方给曾鸣回消息：（写得）很好，我都读完了。八篇稿件都有上万字，曾鸣有些意外，这中间不过隔了六个小时。

三天后，两个人通了第二个电话，聊了额度比例、做事的原则、方式以及对项目的初步预期。花了 39 分钟，还没见过面的两个人把投资谈定了。

执行人透露，他们所看重的是正面连接所带来的内容多样性。他们认为，在当下，关注社会，关注个体，把事情搞清楚，需要大量的常识和逻辑，但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这种能力。曾鸣在业内的口碑以及团队做的稿件，给了正面连接背书。

企业的本质是逐利。在接触前，曾鸣知道这不是个挣快钱的事，也无法对成功率打包票。但在对方看来，投资是为了更长远的目标，而不是当下有更多的盈利。他们也反复强调，这是行业的常识，只是大家现在把它看短期了。“时间的朋友这句话其实是挺没必要的，因为它本应如此。”

从接触投资人到事情落定，这一次的接洽时间几乎是最短的。“就像赛跑一样，之前的赛跑都跑得特别久，但没有跑多远。这次很轻松，最后真的跑到了。”康路凯有些感慨。

直到现在，曾鸣只和投资人也只见过一面：“只聊了一两分钟投资的事情，其他时候都在闲聊”，上一次微信聊天还是互祝新年祝福。

“选择” · “容忍”

曾鸣没有立刻把找到投资的消息，告诉前后脚从前东家辞职的朋友们，“这一次要沉住气，等钱真的到账了，再去跟大家说”。

2021年2月8日，承诺的资金打到了银行卡上。

两天后，在北京家中，他和那些朋友通了电话。对他而言，这是2021年最重要的事情。为了缓解焦虑，曾鸣下楼，边走路边打电话，走到家楼下，脚因为紧张突然抽筋。

“那天是很紧张，很紧张，确实紧张。最紧张的一天。我见投资人也从来不紧张。我很少会有那么紧张的时刻。”他在一句话里连说了六个紧张。如此紧张，是因为大家能否重新在一起，对他而言至关重要。

突如其来的电话，让大家在惊讶之余更多的是顾虑：抛弃现在的生活重新创业，不代表这件事情能做起来。

离职后的三四个月里，吴呈杰一直在等曾鸣的消息。他发现，没有平台的支撑，选题往往很难完成。思虑再三，他决定先以兼职作者的身份加入另一家机构，和他一起的还有洪蔚琳。

几乎每个人都在揣测别人的想法。“如果大家都重新回来，团队当然能建立起来，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这个东西做不成，我又要面临失业。”洪蔚琳回忆。

没有人直接表态，电话在尴尬的氛围中结束。

康路凯和于蒙首先表示要参与。

“只有在这个我们一起做的事情里，我才可以按我的想法，写我想写的东西。”于蒙觉得，“没有任何平台可以‘容忍’我们以这种方式写稿。”她特地说，“容忍”这个词要打引号。

2018年做记者前，于蒙“一直沿着好孩子的道路前进”——考上北大，保研，进入国企上班、跳槽到互联网公司。但她只喜欢写作，因而辞职踏入了媒体业。

她的第一篇稿件，是采写一位蒙冤入狱者，但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写，只能凭感觉摸索。

好在有曾鸣的指导。采访伊始，他就经常给于蒙打电话。聊到监狱时，曾鸣一直向她强调：给我场景，给我场景。

之后的三四天里，于蒙每天都要花两三个小时跟受访者聊监狱的事情，问监狱里面是什么气味？能不能画个监狱的平面图？后来，受访者也烦了，聊一会儿就得出去转一圈。

交稿的最后一天晚上，于蒙和曾鸣在麦当劳里改稿，曾鸣一边看稿子，一边问细节：“最初你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当时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于蒙记不清。曾鸣就让她再去看一下当时的采访，听一下录音，然后再根据原始资料去做调整。改完已经深夜两三点了。

“就是到最后的版本了，他还是会这样调。”于蒙回忆。

康路凯被曾鸣视为“可能是业内最好的编辑”。做了三年深度报道编辑，康路凯觉得，曾鸣对作者内驱力的重视和珍惜，给了他比较好的示范。

“编辑就是垫脚石，你要认清、接受。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够满怀热忱地去工作。”曾鸣告诉他。

他们都认为，编辑的作用不仅是在后期的文字修改，更重要的是，找到作者的长处，“从一千个选题里找到一个他能上场的”，然后在采写每一步里，更多地启发作者。

但直到28岁，康路凯才写出自己的第一篇深度报道《文学的礼物》。

2015年，康路凯成为曾鸣的同事，先后做过版权编辑、新媒体等工作，但一直没有机会自己写报道。他对作家王刚颇有兴趣，此人是莫言的同学，冯小刚的编剧。一次，正在做新媒体相关工作的康路凯提了这个选题，但“我那个时候也总结不出来他有什么标签”。选题未通过。

又过了一年，萌生去意的康路凯特地从北京西边跑到东边找曾鸣吃饭，又把这个选题重报了一遍。他也做好了不通过就辞职的准备。

见曾鸣不说话，手放在桌子下面滑手机，康路凯低沉地说，如果觉得这个选题没意思，直接说也没关系。曾鸣回答，自己刚才在手机上查王刚的资料，随后说，你去做吧。

回忆起康路凯的两度报题，曾鸣在一次沙龙中提到：其实他两次都没有听明白这个选题，但是他有一个标准，“如果你对这个事情非常有兴趣，那就让你去做……过了一年，被毙掉一次，你还跟我说，这个事情一定有非常触动你的地方”。

曾鸣随后又和洪蔚琳、吴呈杰分别打了电话。2021年3月1日，思虑再三，洪蔚琳最终决定来到这个还没有确定名字的机构。一个月后，吴呈杰也选择了回来。他这样解释自己回来的原因：“不说我现在能力如何，他（曾鸣）一定相信我是一个有潜力的人。”

传统 · 入门

九十年代，曾鸣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喜欢去游戏厅。某一天，当地开展了一次清查行动，纠察游戏厅里的学生。在站满整条街的学生中，只有曾鸣老实交代了自己的班级和名字。几天后，他的左脸颊挨了教导主任重重的一下，教导主任走前还丢下一句话，“你怎么这么蠢。”周一的升旗仪式，他站在国旗下作了检讨，不久，课桌椅被撤掉，他觉得给学校抹了黑。

若干年后，他才意识到，那一天，在整个城市被抓到的小孩里，他是唯一说了实话的人。

“我没有从诚实中得到任何奖励，这本身是一种奖励。它带给我的经验是，要坚持美德，而不期望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事情本该如此，它是自我的一部分。就像一个青年作家说的，如果你的底子清白，那就应该追求高贵。而那个成长中的小烦恼，并未留下任何阴影，也没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他也喜欢看《七龙珠》。家里有客人来，曾鸣就翻到最有意思的那几页给他们看；2000年前后，他在课间给大家放周杰伦的新专辑。

后来写报道，做正面连接也是如此，“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稿件的质量是让他压力最大的事，如果没有给读者提供足够好的内容，他会问心有愧。

创办正面连接后，如果有学生反复发邮件，报题求实习，即便不太可行，曾鸣也会把他请到选题会上，像正式的作者一样，给他们充足的时间把选题完整说完。

反复几次后，作者们有些不理解，认为拒绝了就可以。但曾鸣认为，起码要给他一个机会。他解释，之前遇到的编辑和领导，让他受到了好的对待，因此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新人。

2008年，《潇湘晨报》大力扩充深度部。曾鸣托人递交了简历，得到了面试的机会。他的能力很快被时任《潇湘晨报》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认可。至今曾鸣都感慨：“我对龚晓跃，跃总非常感恩，如果不是碰到他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真正进入这扇门。”

《潇湘晨报》深度部有两个首席记者的名额，第二年，曾鸣成了其中之一，也是最年轻的首席记者。

2010年，报社遇到困难，龚晓跃鼓励曾鸣离开，并且告诉他，如果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80分，但平台还停留在60分，那就应该找更好的平台。

第二年，曾鸣与《南方周末》时任新闻部总监曹筠武见了面，准备试稿。

按照《南方周末》的传统，如果校招的记者在半年内没有得到编辑部的认可，会被退回到南方报业重新分配，社招的记者更惨——直接辞退。

“等于把压力都给到记者那边了：有能力，你就入职，没有能力，就不行。”曾鸣说。

2011年10月5日，数名中国商船船员在湄公河水域遭袭遇难。但对于《南方周末》，更重要的是搞清楚，案件发生前，类似案件的情况，以及这一类事件与赌场的关系。

曾鸣找了上百人，采访了数十人，连采带写只花了四天，周末出发，周二交稿。

操作这篇报道，曾鸣第一次受到了《南方周末》传统的冲击。

编辑曹筠武给曾鸣打了一个四十分钟的电话，跟他聊采访：今天见的都是海关的人，有没有去码头跟渔民再聊一聊……

在此之前，曾鸣和编辑业务上的沟通都极少。“我做记者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希望有人能指导我。”

这篇题为《湄公河暗流》的报道拿到了南方周末年度三等奖。

“新闻首先是用腿跑出来的，一个新记者以这篇扎实细密的报道，向我们重申了这一准则。”评语写道。

曹筠武刚做《南方周末》记者时，他受过编辑李海鹏和张捷的悉心指导——前者是“中国式特稿”的开创者，后者被称为中国最好的特稿编辑，“我当时运气确实比较好，碰到的编辑是这样的，所以我后来也习惯这么去跟记者交流”。

曹筠武第一次去艾滋病村就是张捷派的。张捷改完初稿，曹筠武发现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批注：“这个地方需要增加什么，这个地方的信息需要补全，这个地方需要调，非常专业。”

过了几天，张捷又给曹筠武寄来一本普利策奖特稿卷，让他认真看看，好好学习一下。

李海鹏非常不愿意跟人说话，但和曹筠武聊稿子事无巨细：“最后他会直接告诉你，这个方向是最牛逼的，就往这个方向写。”

那时，南方周末新闻部流行游戏“帝国时代”，俗称“帝国”。曹筠武对曾鸣的“岩石性格”记忆犹新，打帝国的时候“把他打得四处逃窜，他跑到哪个边角，又会卷土重来”。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在那些时刻，经常在一起打帝国，对我一生来说都是非常愉快的。”曾鸣说。

然而，“信息时代日新月异的变革已如同小行星撞击一样袭来”，2013 年底 2014 年初，曹筠武不断地跟大家提“我们要换牌桌了”。

不久，多位编辑先后辞职，众多年轻记者也彻底离开新闻行业。曾鸣辞职前，在内部论坛写下：“那由一张张的面容组成的……《南方周末》，我此刻怀念他，以后也将如是。”

尾声

曾鸣时常想起读到《系统》的那一天，2007年12月20日，周四，北京。彼时他在一家体制内媒体就职。

他像往常一样坐公交上班，在团结湖下车，接下来的路线直到今天仍印在脑海里：先往回走100米，左拐进一条小路，再右拐，中间会经过一个报刊亭，他每次都会停在这里买份报纸。通勤的路枯燥而重复，路上的报纸是唯一的调剂品。

那天，第1452期《南方周末》上新，他花三块钱买了一份，《系统》在A6和A7两个版面，很长，超过一万字。

曾鸣边走边读，走进报社，跨过台阶，上了二楼，坐到了工位上，眼睛还没有离开过报纸。过了许久，他放下报纸，冬日的阳光洒满身体，暖意袭来。

他并不在乎作者是谁，只是觉得，他认为值得写出来的东西，被世界上另外一个人写出来了，并且跟他想象中写得一样好。

他还有些许失落——看了一眼十余人的编辑部，发现没有人能够和他分享这份喜悦。这不是其他人在意的事情。

长期以来，他面对的世界是割裂的：看的是世界名著，写的却是刻板、无聊的东西。这份报道是在他的世界以外，另一个世界诞生的——尽管是类似的工作，但彼此却是截然不同的。

而这篇署名曹筠武的报道，让他发现眼前的割裂开始连接。

“我觉得我也要去写这种稿子。”曾鸣对自己说。

“他能写个毛线他。”15年后的2022年，曹筠武哂道。

本文刊发于“深度训练营”，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转载。本文作者施嘉翔、张馨；采访施嘉翔、张馨尹、许愿、冯平、唐卓雅、伍甜甜；特约编辑郭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