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调查远洋渔业，《Ocean Inc.》是如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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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作业的中国拖网渔船。 图片：Shutterstock

你如何在海洋一样广阔的地方展开调查？

新冠大流行期间，位于亚洲的记者网络“环境报道联盟”（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在发布海洋渔业犯罪相关的系列报道时正面临着这一挑战。这组报道由14间新闻机构和来自13个国家的多名记者合作挖掘，调查的范围从南中国海跨越到了南极洲附近。

这个系列调查《海洋有限公司》（Oceans Inc.）获得了2022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的卓越环境报道奖，评委称赞这组报道对渔民进行了 “有力的个人叙述”和对存在可疑记录公司进行了“深入报道”。

跨境合作项目 《Oceans Inc. 》获得了 2022 年 的SOPA 区域性卓越环境报道奖。 图片： SOPA 截图

“印尼渔民在中国渔船上死亡的事件之前就有报道，但这组报道更深入——多名记者采访了在同一家公司运营的 14 艘船上工作过的水手，揭示了一种虐待和疏忽的普遍模式。” 评委们写道。

这篇报道的记者深入挖掘了非法、瞒报、无管制捕鱼（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也称“IUU fishing”）造成的人权侵害和生态系统破坏。 GIJN 与这些故事背后的一些编辑和记者进行了交谈，以了解他们如何处理数据、信源和跨境合作。

对数据的创造性使用

来自环境媒体 Mongabay 的 Philip Jacobson 说，他使用“全球渔业观察”（Global Fishing Watch）的卫星数据撰写了报道《工作至死》（Worked to Death），这个故事是关于印度尼西亚工人在一家中国公司的船只上遭遇的劳工虐待。

“有一件事在我们采访这些渔民时变得清晰，那就是 2019 年秋季的某个时候，这支船队中的一些船只停止了正常运行，”他解释道。

渔民告诉雅各布森的团队，这些船在那时停止了捕鱼，Jacobson 就用船舶监控网站来检查这是否属实。

“你可以看到船只的运动模式（和以往）非常不同，”他说。 “然后我让全球渔业观察的人检查了这些图像，并确认这意味着这些船只在 2019 年 9 月之后就只是在漂流。”

“这告诉我们该公司可能存在财务问题，这也构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他补充道。

记者 Richa Syal 调查了无处不在的磷虾捕捞，它们是鱼油产品对主要材料。 图片：Syal提供

对于报道《捕猎磷虾的油》（ Krilling for Oil ）的记者 Richa Syal 来说，在这篇最初设想以鱼类产品供应链故事的报道中，使用网络抓取工具是第一步。Syal 是一个数据记者，她从亚马逊和沃尔玛等零售商处收集数据，以了解鱼油产品的原产地分布情况。当她将数据转化为电子表格时，她发现许多顶级产品来自南极的磷虾——一种小型甲壳类动物。

“在我原本的预想中，这是一个正面的故事，但当我深入研究磷虾捕捞，却发现尽管它被视为世界上最可持续的渔业，但实际上在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被严重过度捕捞，” Syal 说。

世界上只有 1% 的磷虾用于生产磷虾油产品，但 Syal 一直在挖掘，以弄清楚为什么过度捕捞磷虾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当你调整角度到南极时，就会意识到那 1% 恰好与企鹅觅食的地方、鲸鱼觅食的地方、海豹所在的地方重叠，”她解释道。 “所以那关键的1%恰恰是南极生态系统最脆弱的一部分，这敲响了警钟。我与许多研究人员进行了交谈时他们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策略性的合作

几位记者参与 《海洋有限公司》项目的记者都向 GIJN 提到了环境倡导者和专家在解释渔业复杂状况时的重要作用。

作为《工作至死》（Worked to Death）一文的统筹编辑和记者，Jacobson 提到了与研究人员来回对话的重要性，正是他们的实时分析为进一步的调查提供了依据。

起初，他的策略是研究一家中国公司经营的渔船上的强迫劳动，据说这家公司是日本刺身级金枪鱼的最大供应商。参考其他行业定义劳工虐待的方式，Jacobson 检查了隔离劳工以及没收证件的迹象。

《海洋有限公司》（Oceans Inc.）截图

“当我将捕鱼业的强迫劳动指标拿给一些专家分析时，他们带我了解了这个问题的细微差别，我有点意识到这个角度或许不是最好，”他回忆道。

这些记者还与“环境正义基金会”（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合作，后者向他们提供了对 11 名印度尼西亚渔民的采访记录，这些渔民在属于同一家中国公司的另外 6 艘船上工作。 Jacobson 说，这种伙伴关系扩大了调查证人的范围，并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报道已经揭示的内容。

这种跨部门合作增加了资源。在一篇揭露一家有权势的公司如何严重侵犯人权的报道中，这种合作也强化了报道中的事实部分。

“这带来更可信的分析，它强化了这些发现，”Jacobson 指出。

挑战预设，寻找不太可能的信源

《海洋观察员之死》（Observational Hazards）报道的统筹编辑陈映妤（Alicia Chen）说，翻出不太可能的石头，可能会找到最好的消息源。

在这篇报道描述了海洋观察员这一职业的脆弱性，他们的工作内容是报告海上船只的非法捕捞活动。在制定更严格的法律保护海洋观察员和充足的鱼类供应时，各地政府面临着压力，因为这（报告非法捕捞）影响了船长的盈利能力。陈谈到记者是如何透过一名船长的角度来了解这个故事。

记者陈映妤与她的团队实地报道了针对台湾高雄的公司非法、瞒报、无管制捕鱼的调查。 图片：陈映妤提供

“他很乐意与我们交谈。他觉得政府试图修改法律时，自己也受到了影响，”她回忆道。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他们需要赚钱，需要获得足够的利润来覆盖成本。”

虽然这名船长没有承认非法捕鱼，但陈很清楚他的观点很重要。“这让人们更好地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她说。

同样，了解同事间的不同文化观点是跨境调查中进行良好合作的关键。

同一议题在一个国家的现实状况可能与另一个国家不同，尤其是当这个主题像海洋一样模糊时——因为海洋的边界、相关法律和监管有时是模糊的。 在一个单一的调查项目中出现关于是非的对立叙述并不少见。

《前线渔民》（Fishers on the Frontlines）的统筹编辑宁卉（Lulu Ning Hui）告诉 GIJN 推进项目并与同事保持尊重沟通的最佳方式。

“我们有定期的通话。 我想如果我能够提供什么建议，那就是你必须真的记录你的童话，”她说。 “很有可能不同人对沟通结论的理解并不相同。”

宁卉说分享每次会议的记录有助于其他人为下次会议做好准备。最重要的是，跨境合作也是跨文化的合作，牢记这一点有助于培养积极的工作关系。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陈词滥调，比如平等看待彼此，保持开放和透明，准备好被人挑战，”她说。

“人们可能存在不同意见，”她补充道，“但记者们用他们的既定观点相互交锋的第一步，也正是让故事交织的第一步。”

Katarina Sabados 是一名长驻温哥华的多媒体记者，目前在全球报道中心（Global Reporting Centre）负责供应链新闻。 她的报道和研究出现在 NBC、Canada’s National Observer、The Tyee、The Toronto Star和“有组织犯罪与贪腐调查计划”（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OCC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