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正在成为孕育调查报道的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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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努斯（右二）与同僚在挪威 SUJO 的办公室。图：Zulfikar Fahmy

2009年，挪威记者马格努斯（Per Christian Magnus）到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新闻学研究院举办的调查报道课程中受到了启发——研究院与美国大型传媒机构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发表原创调查报道的机会，指导他们进入调查记者的行业。

“我们的学生毕业时，一只手握着硕士学位，另一只手握着普利策奖。”课程创始人兼《60分钟》前监制褒曼（Lowell Bergman）当日的这番介绍，让马格努斯茅塞顿开。自此，马格努斯决心要将这套教学与实践的模型带回挪威。

将近十年过去，马格努斯终于达成目标。2018年，挪威卑尔根大学成立“调查新闻中心”（SUJO），初创时只招收到四名研究生，短短数年已经增加到超过30人。SUJO 与挪威一些顶尖报章和广播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学生在第一个学期修习指定的课程作业，随后三个学期则专注于原创调查报道。过去三十年来担任记者、编辑、纪录片制片人的马格努斯，如今是 SUJO 的负责人。

2019年5月，挪威《世道报》（Verdens Gang）一连两天以头版刊登一项调查报道，引爆了全国对老人自杀这个社会禁忌话题的热烈讨论。这篇报道既是 SUJO 首批研究生胡塞比（Johanna Magdalena Husebye）花一年完成的“课堂作业”，也成为了“批判与调查新闻基金会”（SKUP）的奖项提名作品。该奖项向来被誉为挪威的普利策奖，提名标志着 SUJO 的起步相当不错。

愈来愈多大学将资源投放于调查新闻的教学与实践。去年10月，全球深度报道网的大家庭增添了二十个新成员，其中包括六个成立不久的学术中心，SUJO 是其中之一。这一批学术中心由北美延伸至北欧，而事实上调查新闻的教学与实践模式早已走得更远：南非金山大学于2008年已经成立调查中心，哥伦比亚洛斯安第斯大学也在2011年启动同类项目，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调查中心则在2016年投入运作。

在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研究机构“法证建筑学”（Forensic Architecture）自2010年成立至今产出数十篇调查报道，揭示智利政府如何使用催泪瓦斯镇压示威者，揭发棕榈油巨头 Korindo 集团在印尼西巴布亚省蓄意焚烧雨林。

全球深度报道网估计，目前有近半数成员跟学术机构建立了某种联系，除了教学与实践模式，还有租用办公场所、推行学生实习计划、获取直接资助等。

以大学为基地的调查中心正以倍速增加，这种趋势的背景脉络值得探讨。

胡塞比是卑尔根大学 SUJO 首批招收的学生之一，她发表的一篇报道获得“批判与调查新闻基金会”（SKUP）的奖项提名。图：Ole Alexander Saue

大学作为调查报道的避风港

一般人看来，大学可能并非从事调查报道的合适场所。当代学术界经常给人们高度专业化、精雕细琢，甚至孤高的印象，跟需要满足公众利益迫切需求的新闻报道格格不入。然而，支持以大学作为调查报道基地的人们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在当代新闻媒体领域发挥两个关键作用：其一，在新闻编辑室缺少培训计划的情况下，培育下一代的调查记者；其二，在报刊纷纷削减资源、甚至关门大吉时，支持成本高昂且复杂的调查报道。

“大学为从事高风险、高难度的调查报道提供了避风港。”南非金山大学新闻学系教授、全球深度报道网董事会成员安东・哈勃（Anton Harber）说道。

美国西北大学是最早展开调查新闻学术实验的高等学府之一，新闻学院于1990年代启动“麦迪尔无罪项目”（Medill Innocence Project），让师生合力调查和报道伊利诺伊州的冤假错案。受此启发，哈勃将类似的模型带返南非约翰内斯堡，在金山大学新闻学院之下创办“金山大学司法正义项目”（WJP）。WJP 专门调查当地司法体系的争议裁决，至今协助最少两名男子推翻错误的谋杀定罪及无期徒刑。

近数十年来，《邮政卫报》（Mail & Guardian）的政治及调查报道公信力在南非皆属首屈一指。作为该报的联合创始人，哈勃却认为在传统媒体、尤其是在南非，很难展开长期调查报道：“调查司法案件需要时间，还需要高瞻远瞩。WJP 为这类长期调查创造了空间。”

虽然 WJP 职员偶尔会指导金山大学的学生，不过项目的成立初衷是调查新闻机构，产出自家调查报道。要形容的话，大概就是以大学为基地的“马歇尔项目”（Marshall Project）。

另一边厢，挪威 SUJO 不以传媒机构的方式运作、没有发表自家报道，而专注于教学培训——教导学生调查新闻的基础知识及理论，然后为学生搭线，让他们与知名媒体合作。此外，中心还会举办出版工作坊，帮助在职记者提升调查能力，协助他们一步一步完成复杂的调查报道。

教学与实践的协作模式

印第安纳大学的“阿诺德中心”创始总监约翰斯顿发表讲话，席间除了中心职员和学生，还有《60分钟》资深记者佩利（Scott Pelley）图：印第安纳大学媒体学院。

南非 WJP 与挪威 SUJO 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运作模式，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的调查新闻研究所（IIJ）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阿诺德调查新闻中心”（Arnolt Center）则选择兼顾两者——既是教学培训中心，也是全国性新闻编辑室。两家机构均会与媒体合作，让研究学生和专业记者联手调查及发表报道。

阿诺德中心正与格雷电视台（Gray Television）和甘尼特报业集团（Gannett）合作进行六个项目，前者在美国拥有近150个讯号发射站，后者发行《今日美国》（USA Today）等约250份日报。阿诺德中心创始总监约翰斯顿（Kathleen Johnston）谈到，中心未来还会跟更多的机构合作，包括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及马里兰大学开办课程的“霍华德调查新闻中心”（Howard Center）。

约翰斯顿早年在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先后在 CNN 及 CBS 担任调查新闻制作人。自2019年返回母校创办阿诺德中心以来，她一直担任学生的导师和编辑。不过，她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中心的新闻编辑室，完全交由学生来统筹营运。

至于 IIJ，他们近期正与加拿大另外12家大学机构及7间法语或英语媒体携手合作，领导一项追踪全国新冠病毒感染个案的数据项目。此前，康考迪亚大学与其他伙伴大学已经产出多项深度调查，包括探讨加拿大“第一民族”土著居住地的水资源危机、令社会极度忧虑的饮用水含铅量问题，以至揭示石油及天然气企业怎样操弄权力。

桑塔格（Patti Sonntag）早年毕业于康考迪亚大学，后来在《纽约时报》担任编辑超过十年。谈到2018年返回母校创办 IIJ 原因，她解释：“我感觉到，随着媒体工业日渐衰落，提供准确信息的重责有可能落在大学机构身上。在加拿大一些主要城市，大学出版物已有能力跟地方报章或新闻机构竞争。”

赞助机构的获得与流失

科罗内尔（Sheila Coronel）于200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史塔比尔调查新闻中心”（Stabile Center），开拓以调查新闻作为专业的课程。她指出，这个课程范畴其实诞生已久，但直到2008年，新闻行业的传统商业模式受金融海啸冲击而崩溃，才成为这个范畴得以普及的契机。

附属于大学的新闻调查中心，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金。受惠于印第安纳大学校友阿诺德（Michael Arnolt）的600万美元捐助，阿诺德中心得以成立及维持运作。阿诺德早年毕业于新闻学系，现在是成功的商人。

此前，SUJO 每年自“挪威言论自由基金会”（Fritt Ord Foundation）及储备银行 Sparebanken Vest 获取合共41万美元捐款，另外自卑尔根大学获取17万美元补助金。虽然外来捐款协议将于今年结束，SUJO 有信心通过为媒体在职记者举办工作坊，以相关收费填补捐款损失。

加拿大 IIJ 早前赢得 Google 新闻倡议计划（GNI）创新挑战赛的资金，款项将用于建立一个新闻协作及信息共享数据库。IIJ 还从启东文化教育基金会（Inspirit Foundation）获得了11万美元捐款，该笔款项用于聘用一名调查记者。同样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全球记者中心”（GRC）赢得了加拿大社会及人文科学协会（SSHRC）和加拿大卫生研究院（CIHR）的创新支援资金，同时获得一些大型基金会的支持。

然而，调查中心发表的某些调查报道，可能会触发大学与赞助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

哥伦比亚大学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例——2007年，移动网络运营商威讯无线（Verizon）正资助该所大学的“第一修正案早餐”系列讲座。然而，史塔比尔中心学生与《时代联盟报》（Times Union）记者合作调查“911事件”后威讯无线所获得的联邦紧急援助，相关报道令威讯无线甚为不满。

至今，科罗内尔仍然记得当天与威讯无线发言人的漫长对话——对方非常不满，质疑大学为何容许学生处理这样的报道。最终，威讯无线终止资助讲座，而且没有给予太多解释，甚至拒绝回应查询。

2013年，由共和党控制的威斯康星州议会试图以大学拨款作为筹码，迫令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解除与调查新闻中心“威斯康星观察”（Wisconsin Watch）的联系，据报原因在于中心抱持自由主义倾向。

学术与报道之间的冲突

除了获取资金的渠道和方法，大学调查中心还有其他不同之处。阿诺德中心的章程订明，印第安纳大学校方对中心的报道没有审查权和决策权。相反，南非 WJP 会跟大学新闻学系讨论报道，发表某些争议调查之前也会通报大学律师团队。

哈勃认为这种做法是公道的，毕竟校方从未事先审查 WJP 的调查和报道，而且校方承诺一旦报道掀起诉讼，他们会在法庭上为项目据理力争。另一边厢，阿诺德中心的约翰斯顿提到，印第安纳大学同样有向中心提供法律支援。

受访者不约而同地告诉全球深度报道网，附属于大学的其中一个好处是能够享受大型机构的支援。规模较小的独立媒体经常要面对肆意提告，大学附属背景则可以对这类原告起到震慑作用。此外，传媒公信力近年时常受到外界质疑，大学附属背景则赋予了记者一定的学术地位。

不过，这种附属关系有时候也令人颇为头痛。哈勃形容那是一场“学术与实践之间的拉锯战”，例如大学校方会要求 WJP 在招聘记者时，必须符合学校招聘教职员及行政人员的薪酬架构。“这是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它本来就不为从事调查报道而成立。”哈勃续道：“情况很复杂，但我们总算找到了解决办法。”

约翰斯顿认为，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圣牛”——即不容外界质疑的底线，印第安纳大学也不例外，因此阿诺德中心能够维持独立自主实属难能可贵。马格努斯指出，卑尔根大学一直十分支持 SUJO，但他预料 SUJO 终有一天受到大学内部政治斗争的阻碍。“我们今年将迎来一位新校长，我将会有一位新上司。”马格努斯续道：“那种日子终究会来临。毕竟，大学都以幕后权斗而闻名。”

持续壮大的大学调查项目

《早稻田纪事报》创始人兼总编辑渡边周（左）与团队正埋首于调查报道。图: 早稻田纪事报

对于《早稻田纪事报》（Waseda Chronicle）说，上述问题太难解决。2018年，这个位于东京的调查新闻机构跟早稻田大学切断所有联系，目前已经改名为 Tansa，标志着机构已跟大学分道扬镳。

“我一直以为《早稻田纪事报》会永远隶属于早稻田大学。大学设立调查新闻机构，这在理念上似乎是件很棒的事情。”《早稻田纪事报》创始人兼总编辑渡边周认为，高等学府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对公众抱持开放态度，以及致力发展新闻专业的教学和实践。“然而事情实行起来，似乎无法达到那种崇高的理想。”通过该报外语记者吉斯伯特（Annelise Giseburt）的翻译，渡边对全球深度报道网慨叹。

渡边指出，《早稻田纪事报》在名义上由早稻田大学主办，却从未获得校方的实质支持。该报向校方租用办公场所，付出租金却按商业市场价格计算，而大学规条也限制了该报募集外界捐款的能力。虽然项目获得新闻学院时任院长的个人支持，但始终得不到大学的体制支援。

听了其他大学调查中心的成就，尤其是阿诺德中心那套既能保持高度自主、也能获得资助的运作模式，吉斯伯特笑言：“我们应该搬到印第安纳州去！”

对于以大学作为基地的调查项目，约翰斯顿认为发展前景乐观。“当传统报章和其他媒体陷于困窘，阿诺德中心、霍华德中心一类机构将能填补空缺。”她表示：“现在或许不是时候，我们仍然是杯水车薪，但正持续壮大。”

Olivier Holmey 是住在伦敦的记者兼翻译。他的作品曾发表在《泰晤士报》（The Times）、《私家侦探》（Private Eye）、《尼曼新闻实验室》（Nieman Lab）等媒体上。